倦怠社会（回归哲学的人文传统和批判传统，独辟哲学写作新境界，在数字媒体时代照察现实社会和人类心灵）
韩炳哲
100个笔记
◆前言 倦怠的普罗米修斯
=> 如此看来，普罗米修斯同鹫鹰的关系是一种自我指涉关系，一种对自我的剥削。肝脏自身并无痛觉，而由此导致的疼痛感即是倦怠感（Müdigkeit）。普罗米修斯作为自我剥削式主体被一种永无止境的倦怠感攫住。他是倦怠社会（Müdigkeitsgesellschaft）的原初喻象。
在“正能量”的，被胁迫着跑的社会，佛丧躺都是个人的自我愈合
=> “诸神累了，老鹰累了，伤口在倦怠中愈合了。”卡夫卡在此呈现了一种有治愈功能的倦怠，这种倦怠不会撕裂伤口，反而使之愈合。
=> “诸神累了，老鹰累了，伤口在倦怠中愈合了。”卡夫卡在此呈现了一种有治愈功能的倦怠，这种倦怠不会撕裂伤口，反而使之愈合。
◆精神暴力
没有并没有🙃
=> 每个时代都有其占据主流的疾病。例如历史上的细菌时代，随着抗生素的发现而走向终结。尽管我们对于大型流感仍然怀有强烈的恐惧，然而如今我们已不再身处病毒时代。有赖于免疫科学的发展，我们已经摆脱了这一历史阶段。
=> 每个时代都有其占据主流的疾病。例如历史上的细菌时代，随着抗生素的发现而走向终结。尽管我们对于大型流感仍然怀有强烈的恐惧，然而如今我们已不再身处病毒时代。有赖于免疫科学的发展，我们已经摆脱了这一历史阶段。
=> 各种精神疾病，如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S）、边缘性人格障碍（BPS）或疲劳综合征（BS）主导了21世纪初的疾病形态。它们不是传染性疾病，而是一种梗阻病，不是由免疫学上他者的“否定性”导致，而是由一种过量的“肯定性”引发。
=> 一种盲目性被烙印其中：对一切陌生之物，都采取防御措施。免疫防御的对象即是这种陌生之物。即便陌生者毫无恶意，即便他不会产生任何威胁，仍然会基于他的“他者性”（Andersheit）而受到排挤。
=> 杂糅性（Hybridisierung）不仅主导着当下的文化理论话语，同时也操控了现今的一切生活体验，这与免疫原则恰恰相反。免疫学上的知觉过敏（Hyperästhesie）不能容忍杂糅性
=> 由过度生产、超负荷劳作和过量信息导致的肯定性暴力不再是“病毒性的”。免疫反应无法与之沟通。由过量肯定性引发的排斥反应不等同于免疫反应，而是一种消化神经上的功能异常和障碍。由于过量导致的疲乏、困倦和窒息感也并非免疫反应。它们都是神经暴力引发的现象，由于它们不是由免疫学的他者所致，因此是非病毒性的。
=> 肯定性的暴力不需要一种敌对关系作为前提。相反，它正产生于一个宽容、平和的社会。因此它比病毒性暴力更加隐蔽。它存在于一个缺乏否定性的同质的空间内，没有敌我、内外、自我与他者的两极对立。
=> 肯定性暴力不是剥离式（privativ），而是饱和式（saturativ）；不是单一排他，而是兼收并蓄。因此，人们不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种暴力形式
人类的危机不再是来着外部的威胁，而是内部的自我锈蚀
=> 神经暴力并不来自一个系统之外的否定性他者，而是源自系统内部。无论是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或疲劳综合征都指向一种过度的肯定性。疲劳综合征即自我在过度狂热中燃尽了自身，源自过量的同类者。多动症中的“过量”概念也不属于免疫学范畴，它仅体现了肯定性的过度。
=> 神经暴力并不来自一个系统之外的否定性他者，而是源自系统内部。无论是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或疲劳综合征都指向一种过度的肯定性。疲劳综合征即自我在过度狂热中燃尽了自身，源自过量的同类者。多动症中的“过量”概念也不属于免疫学范畴，它仅体现了肯定性的过度。
◆超越规训社会
=> 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其中的成员也不再是“驯化的主体”，而是功绩主体
规训社会的运行逻辑是建立在恐吓上，而功绩社会的运行逻辑建立在画饼上
=> 规训社会尚由否定主导，它的否定性制造出疯人和罪犯。与之相反，功绩社会则生产抑郁症患者和厌世者。
=> 规训社会尚由否定主导，它的否定性制造出疯人和罪犯。与之相反，功绩社会则生产抑郁症患者和厌世者。
=> 将生产最大化的渴望显然存在于社会集体无意识之中。当生产达到一定发展阶段时，禁令的规训法则，或者说其否定模式，便达到其极限。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训范式必须由功绩范式，或曰“能够”的肯定性模式来取代。因为当生产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禁令的否定性起到阻塞的效果，妨碍了继续发展。肯定性的“能够”比否定性的“应当”更有效率。
=> 抑郁的人是一种劳作动物（animal laboran），他在没有任何外力压迫的情况下，完全自愿地剥削自我。他同时是施暴者和受害者
阴郁来源于功绩社会过度的期待，这一代年轻人不断地造新词——佛丧躺，其本质都是功绩社会对青年人不切实际的期待，真别相信后人的智慧了，你们烂摊子我们真没责任去背负
=> 只有在一种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社会中，才有抑郁症病人发出哀叹：“没有什么是可能的。”不再能够的能够（Nicht-Mehr-Können-Können）导向一种毁灭性的自我谴责和自我攻击。功绩主体和自身作战。抑郁症患者是这场内在战争中的伤残者。一个社会苦于过度的积极性，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 只有在一种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社会中，才有抑郁症病人发出哀叹：“没有什么是可能的。”不再能够的能够（Nicht-Mehr-Können-Können）导向一种毁灭性的自我谴责和自我攻击。功绩主体和自身作战。抑郁症患者是这场内在战争中的伤残者。一个社会苦于过度的积极性，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 工作和效绩的过度化日益严重，直到发展成一种自我剥削。这比外在的剥削更有效率，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剥削者同时是被剥削者。施虐者和受害者之间不分彼此。这种自我指涉性产生了一种悖论式自由，由于其内部固有的强制结构而转化为暴力。
◆深度无聊
=> 过度的积极性还可以呈现为过度的刺激、信息和资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注意力的结构和运作方式。感知因此变得分散、碎片化。
=> 过去人们关心如何拥有美好的生活，其中也包含了如何融洽地共同生活，如今人们则只考虑如何存活下去。
=> 这种涣散的注意力体现为不断地在多个任务、信息来源和工作程序之间转换焦点。由于这种注意力不能容忍一丝无聊，因此它也绝不接受一种深度无聊，而这种深度无聊恰恰对于创造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瓦尔特·本雅明把这种深度无聊称作“梦之飞鸟，孵化经验之蛋”
=> 一味的忙碌不会产生新事物。它只会重复或加速业已存在的事物。
=> 然而同线型、笔直的走路相比较，动作花哨的舞蹈显得过于铺张，完全不符合效绩原则的要求。
=> 只有沉思的专注力才能解读悬浮不定之物，隐蔽或飘忽即逝之物。[3]只有停留在沉思之中，才能进入悠长、从容的状态。持久的形式和状态消除了一切过动症状
我们逐渐失去对不干正事的耐心，总在希望着追求什么获得什么，对结果太过执着也无法安心体会过程之美
=> 由于缺少安宁，我们的文明将逐渐终结于一种新的野蛮状态。行动者，即那些永不安息的人如今大行其道，超越以往任何时代。因此，人们应当对人性做出必要的修正，在其中大量增加悠闲冥想的成分
=> 由于缺少安宁，我们的文明将逐渐终结于一种新的野蛮状态。行动者，即那些永不安息的人如今大行其道，超越以往任何时代。因此，人们应当对人性做出必要的修正，在其中大量增加悠闲冥想的成分
◆积极生活
=> 在这个外太空的观察者看来，人类的发展如同一种生物的突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躯体像蜗牛一般包裹着金属外壳，如同细菌一样，以突变的方式同抗生素进行对抗
=> 过去，宗教信仰作为一种塔纳托斯技术（Thanatotechnik）能够平息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并带来一种永久持存的感受，如今也完全失效了。世界进入一种普遍的去叙事化（Entnarrativisierung）进程，更加增强了人的飘忽即逝之感。这种转变揭去了人类生活的遮蔽，使其呈现出赤裸（nackt）的状态
=> 现代晚期的功绩社会把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都降低为赤裸的生活，那么所有人都毫无例外地成了神圣人，而不仅是那些位于社会边缘、身处特殊状态的人，即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
=> 主仆辩证法并没有导向一个自由的社会，在那里所有人都能够享有自由、闲适。它更多地导向了一个劳动社会，在这里，主人自身也成了工作的奴隶。在这一规训社会中，每个人都身处自己的劳动营里。这种劳动营的特殊之处在于，一个人同时是囚犯和看守、受害者和施暴者。人类以这种方式进行自我剥削。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剥削也能照常进行
=> 并非积极的生活，而是沉思的生活，才能使人类获得其应有的状态
◆观看的教育
=> 这不是一种被动的自我敞开，不是接受任何出现或发生的事物，而是抵抗那些蜂拥而至、不由自主的冲动刺激。目光不再臣服于外在的刺激，沉思生活将自主地控制它。这种否定性的、自主的行动比任何一种过度活跃都更加积极，因为过度活跃是精神衰竭的征兆
=> 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中很少出现停顿，少有间隔和休息。为了提高效率，一切间歇都被取消了。在格言录“行动者的主要缺陷”中尼采写道：“行动者往往缺少更高等级的行动。……在这方面他们是惰性的。……行动者如同石头一样滚动，遵循愚蠢的机械法则。”
=> 伴随着世界变得普遍积极化，人类和社会也都转化为一部自我封闭的效能机器。可以说，超负荷劳作使效绩最大化，同时也消除了否定性，因为后者将阻碍工作程序的加速。如果人类是一种否定性生物，那么世界的全面积极化将导致危险的后果。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正是否定性为存在赋予活力。
不去做不再向前思考，极度的活跃是最大的被动
=> 如果一个人只拥有去做某事的能力，缺少不做某事的能力，那么他将陷入致命的过度活跃之中。如果一个人只有去思考的能力，那么思想将迷失在一系列无止境的对象中。沉思（Nachdenken）也便不可能存在，因为积极的力量，也就是过度的积极性，只允许“持续不断地向前思考”（Fortdenken）。
=> 如果一个人只拥有去做某事的能力，缺少不做某事的能力，那么他将陷入致命的过度活跃之中。如果一个人只有去思考的能力，那么思想将迷失在一系列无止境的对象中。沉思（Nachdenken）也便不可能存在，因为积极的力量，也就是过度的积极性，只允许“持续不断地向前思考”（Fortdenken）。
=> 尽管看似矛盾，过度活跃是一种极度被动的行为方式，阻碍了一切自由的行动。它基于一种片面的、绝对化的积极力量
◆抄写员巴托比
=> “他为生活奔波，这些信件却加速他的死亡”，这也许是整篇小说要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为生活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将导向死亡。
=> 他的死亡，无人关心，却给周遭的人带来了极大的轻松感，一种“即便是最迟钝的感官也能体会到的放松”。他的死亡为朝气蓬勃的猎豹空出了位置，后者象征了对生命的纯粹喜悦，别无他求
◆倦怠社会
=> 功绩社会作为积极的社会，逐渐发展成一种“兴奋剂社会”（Dopinggesellschaft）。
=> 禁令也不能阻止这一发展趋势，不仅是人的身体，而且是人类整体都演变为一架效能机器，顺畅无阻地运转，力图最大化地发挥自身的功效。
=> 生命原本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如今也被简化成一种生命机能、生命效能。相应的负面后果是，功绩社会和积极社会导致了一种过度疲劳和倦怠。这一精神状态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由于缺少否定性，因此过量的肯定性占据了统治地位。
=> 功绩社会的倦怠感是一种孤独的疲惫，造成了彼此孤立和疏离。
=> 地带是不分彼此的、友谊的空间，其中“没有任何人或事物占据统治或主导地位”。随着自我逐渐弱化，自我存在的重心从自我转移到世界。这是一种“亲近世界的倦怠”，而自我—倦怠则是一种孤独的倦怠，一种厌世的、摧毁一切的倦怠。
=> 倦怠赋予人们一种特殊的闲适、一种放松的无为。在这种状态下，各种感官没有变得疲惫虚弱，而是唤醒了一种特殊的视觉能力。汉德克便论及一种“目光清澈的倦怠”。它提供了另一种注意力形式，一种悠长、缓慢的关注，取代了那种短暂、仓促、过量的注意力。“倦怠区分了目光所及的形态，常见的纷杂混乱变得富有韵律，成为有益的形态。”
=> 尽管过劳症式的疲倦是积极的，它却剥夺了我们做事的能力。激发灵感的疲倦则是一种消极的倦怠，即无为。
积极社会里，倦怠是愈合心灵伤口的秘宝，什么都不做就是做了最重要的事情
=> “一个疲惫的人就是另一个俄耳甫斯（Orpheus），在他周围，最野性的动物都聚集起来，并最终一同享受这困倦。倦怠赋予孤立分散的个体一种共同的节奏。”[2]圣灵降临教派启发了“无为”的生活方式，他们同积极社会相对立。汉德克设想他们“慵懒地坐在长椅上”。他们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倦怠的群体。如果“圣灵降临教派”是未来社会的一个同义词，那么这一社会亦可称为倦怠社会。
=> “一个疲惫的人就是另一个俄耳甫斯（Orpheus），在他周围，最野性的动物都聚集起来，并最终一同享受这困倦。倦怠赋予孤立分散的个体一种共同的节奏。”[2]圣灵降临教派启发了“无为”的生活方式，他们同积极社会相对立。汉德克设想他们“慵懒地坐在长椅上”。他们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倦怠的群体。如果“圣灵降临教派”是未来社会的一个同义词，那么这一社会亦可称为倦怠社会。
◆外二篇
中国是规训社会和功绩社会并存，并且适用于完全不同的群体
=> 弗洛伊德构想的心理机制是一种充满了禁令和戒律的压抑性机制。它如同规训社会一样，主要由医院、疯人院、监狱、军营和工厂构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只有在压抑性社会中才有效，其组织结构以否定性的禁令为基础。但如今的社会不再以规训为主要内容，而是一个功绩社会，它逐步消除了戒律和禁令，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
=> 弗洛伊德构想的心理机制是一种充满了禁令和戒律的压抑性机制。它如同规训社会一样，主要由医院、疯人院、监狱、军营和工厂构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只有在压抑性社会中才有效，其组织结构以否定性的禁令为基础。但如今的社会不再以规训为主要内容，而是一个功绩社会，它逐步消除了戒律和禁令，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
=> 自我成为一个“恐惧的场所”（Angststätte）。[1]现代晚期的功绩主体则完全不同。他是一个肯定的主体。如果说无意识（das Unbewusste）必须和否定性的排斥和压抑相连，那么这种全新的、解放的功绩主体则不再拥有无意识，而是后弗洛伊德式的“自我”。
=> 康德的主体和弗洛伊德的一样是内在分裂的。一个他者发号施令，却同时也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这种原始的知性、道德（由于它是一种义务的观念）能力，也被称为良心，它具有这种特性，即，虽然它的工作是一项针对自身的任务，却被它自己的理性所逼迫，好像是在另一个人的命令下去从事这一工作。
为自己而工作
=> 现代晚期的功绩主体不再臣服于任何义务。他的信条不再是顺从、法规和履行义务，而是自由和自愿。他工作的首要目的在于获得乐趣。他并非遵从他人的指令行事，而是更多地听命于自己。他成了自身的雇主，从而摆脱了负面的、发号施令的他者。这种脱离他者的自由却并非一种单纯的释放和解脱。自由的辩证法不幸地将其自身转化为强制和束缚。
=> 现代晚期的功绩主体不再臣服于任何义务。他的信条不再是顺从、法规和履行义务，而是自由和自愿。他工作的首要目的在于获得乐趣。他并非遵从他人的指令行事，而是更多地听命于自己。他成了自身的雇主，从而摆脱了负面的、发号施令的他者。这种脱离他者的自由却并非一种单纯的释放和解脱。自由的辩证法不幸地将其自身转化为强制和束缚。
=> “自恋是一种人格障碍，它恰恰同自爱相反。沉浸于自我之中不会带来奖赏，而只会导致痛苦。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界限消失了，这意味着自我再也不能遭遇‘新事物’或‘他者’。后者已经被吸收和改造，直到自我在其中发现了自身——然而他者也因此丧失了意义。……自恋者不从经验出发，他希望——在一切他遭遇的对象中——体验到自身。……自恋者沉溺于自身之中……”
kpi就是黄金镇魂曲，你永远无法达到获得奖赏的真实
=> 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完成某项任务的感觉并没有被有意地“屏蔽”，而是从未产生过这种大功告成的感觉。自恋的主体并非不渴望终结，而是无法抵达终点。效绩强迫症促使他不断地提升效能。因此永远无法达到获得奖赏的休止点。他永远生活在负罪感和匮乏感之中。由于他同自身竞争，不断试图超越自己，直到最终崩溃毁灭。他苦于精神瘫痪——过劳症——的折磨，功绩主体努力实现自我，直至死亡。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在这里合而为一
=> 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完成某项任务的感觉并没有被有意地“屏蔽”，而是从未产生过这种大功告成的感觉。自恋的主体并非不渴望终结，而是无法抵达终点。效绩强迫症促使他不断地提升效能。因此永远无法达到获得奖赏的休止点。他永远生活在负罪感和匮乏感之中。由于他同自身竞争，不断试图超越自己，直到最终崩溃毁灭。他苦于精神瘫痪——过劳症——的折磨，功绩主体努力实现自我，直至死亡。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在这里合而为一
=> 欲望被驱赶进入无意识，并“转化”为身体症状，显著地呈现在患者身上
=> 个性”是一种否定性现象，因为如果没有心理审查机制，个性便无法形成。弗洛伊德将它定义为“客体侵占的痕迹”[8]。当自我意识到在本我之中发生了客体入侵时，他通过压抑机制试图抵抗入侵。个性之中便包含了压抑的经历。
=> 后现代个体在脸书上拥有众多好友，只体现了自身缺乏个性和形态。从积极的方面讲，无个性的人是灵活变通的，他能够呈现出任何一种形态，承担任何一种角色和任务。不定型和灵活性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 当今的功绩社会充满了自由观念和去管制化，大规模地解除了规训社会下的种种限制和禁令。其后果是彻底的去界限化和普遍的混乱无序。
=> 导致抑郁症和最终精力枯竭的原因在于，过度紧张的、过量的、自恋式自我指涉，这种自我关注带有自我毁灭的性质。疲惫的、抑郁的功绩主体在不断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战斗中，他因为自身而困苦不堪。现代功绩主体没有能力从自身中抽离，无法抵达外在和他者，无法进入世界，只能沉湎于自身之中，却导致了矛盾的结果——自我的瓦解和空虚。他将自己困在一架不断加速、围绕自身旋转的疯狂竞争（Hamsterrad）之中。
建立自我与他者真实的联系
=> 新媒体和信息交流技术也逐渐消除了自我同他者的关联。数码世界缺少他者和反抗力量。在虚拟空间中，自我甚至能够摆脱“现实原则”任意移动，现实原则即一种他者的、对抗的原则。自恋式自我在虚拟空间中主要面对自身。虚拟化和数字化进程将导致对抗的现实世界逐渐消失。
=> 新媒体和信息交流技术也逐渐消除了自我同他者的关联。数码世界缺少他者和反抗力量。在虚拟空间中，自我甚至能够摆脱“现实原则”任意移动，现实原则即一种他者的、对抗的原则。自恋式自我在虚拟空间中主要面对自身。虚拟化和数字化进程将导致对抗的现实世界逐渐消失。
=> 如果说抑郁曾经是一个独特群体的属性，那么抑郁症则显示这种独特性已然变得大众化。”
=> 抑郁症患者因为其自主性而精疲力竭，他没有力量做自己的主人。由于持续不断地追求主动性，他变得疲惫不堪
=> 一个古代的抑郁者完全不同于抑郁症患者，后者没有能力“做自己的主人”，亦缺少“成为自己的激情”
=> 患有抑郁症的功绩主体不是自主的“超人”，而更多地是“末人”。
=> “强大的灵魂”拥有“宁静”，他“行动迟缓”并“对一切过于活跃之物感到厌恶”。
=> 你们所有热爱苦工的人，你们热爱快速、新颖和陌生之物。你们无法承受自身，你们的辛劳是一种逃避，是意图忘却自我。如果你们更加相信人生，你们便不会拜倒在瞬间面前。然而你们的内在缺少足够充实的内容去等待——甚至也不能偷懒。”
=> 即自我拥有一个固定的“内涵”，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过于僵化。换言之，终极形式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加速发展。当功绩主体保持开放、灵活的状态时，他能够最有效地进行自我剥削，因此他成了“末人”。
=> 个体面对扩展、转化、创造个人的命令，这一命令的背面便是抑郁症，它同时需要一定数量的身份选项。人们越频繁地更换身份，便需要开发越多的选项。在工业时代的规训社会中，个体拥有固定不变的身份，而后工业时代的功绩社会则需要灵活的个体身份，以便不断提高生产效率。
“精神内耗”
=> 理想的自我对个体形成一种积极的压力。超我的否定性限制了自我的自由。按照理想自我去建构自身则被视作一种自由之举。自我被困在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自我之中，因此变得日益消沉疲惫。由于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存在鸿沟，从而产生了一种自我攻击。
=> 理想的自我对个体形成一种积极的压力。超我的否定性限制了自我的自由。按照理想自我去建构自身则被视作一种自由之举。自我被困在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自我之中，因此变得日益消沉疲惫。由于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存在鸿沟，从而产生了一种自我攻击。
=> 积极社会摆脱了一切来自他者的约束，却陷入了毁灭性的自我束缚。因此，精力枯竭、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成为21世纪的流行病，它们都带有自我攻击的特征。病人对自身施加暴力、剥削自我。自我形成的暴力取代了他者的暴力，前者的破坏力更大，由于受害者生活在一种虚假的自由感之中
=> 外在统治机构的消亡并没有取消强制结构。如今，自由和束缚融为一体。功绩主体投身于一种自由的约束之中，即追求效率最大化。他进行自我剥削。剥削者同时是受剥削者，也是施暴者和受害者、主人和奴隶。为了提供效率，资本主义制度把他者剥削转化为自我剥削
=>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把生存绝对化。人们生活在一种幻觉中，即更多的资本能够创造更长久的生命。生命和死亡被严格、僵硬地区分开来，生命也因此被蒙上了恐怖、僵化的阴影。
=> 生命被简化成一种生物机能过程，生命变得赤裸，褪去了一切装饰和叙事。然而，生命远比生物机能和健康要复杂、丰富，简化的生命失去了活力。当生命变得赤裸，如同一枚钱币，并且空洞无物，缺乏任何叙事性内容，这时便产生了健康狂热症。
◆神圣时间——禁锢在没有节日的时代
=> 节日是不会消逝的时刻。它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神圣时间（Hoch-Zeit）。
=> 节日是一件不寻常之事、一个特殊的场所，在其中人们与神同在，自身也变成了神。当人们游戏时，神感到喜悦；人类为了神灵而游戏。如今，我们生活在没有节日的时代，也因此失去了和神的联结
=> 一般而言，当我们从事劳作或生产时，我们便不再与神同在，也失去了自身的神性。诸神不进行生产，亦不工作。也许我们也应当重新回归神性和节日，不再甘愿忍受工作和效绩的奴役
=> 如今盛行的高效主义者没有意识到，提高或降低工作速度不能解决我们当下的时代危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生活形式，一种新型叙事，由此产生一个新时代、一种新的生命状态，把我们从飞转的停滞状态（rasender Stillstand）中解救出来。
=> 神圣时间是充盈的，工作时间则是空虚的，后者仅仅不断地在无聊和忙碌之间来回重复，以此填满时间。与之相反，节日在一个瞬间内实现了一种提升的强烈生命体验
=> 我们进行自我剥削。剥削者即被剥削者，二者已经无法分辨。为了更高效地工作，我们不断优化自身，直至死亡。以这种恐怖的方式，自我完善被理解为绩效的提升。
工作与生活分明也是一种奢侈
=> 如今车间厂房和起居室已经融为一体。随时随地工作成为可能。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构建了一座移动的劳动营
=> 如今车间厂房和起居室已经融为一体。随时随地工作成为可能。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构建了一座移动的劳动营
996是福报.jpg
=> 在马克思看来，工作是一种延伸的自我去现实化（Sich-Entwirklichung）。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后马克思时代。在新自由主义政权中，剥削不再是以异化和去现实化的方式进行，而变成了自由和自我实现（Sich-Verwirklichung）。这里没有作为剥削者的他者，而是自我心甘情愿地压榨自身，基于一种完善自我的信念。个体实现自我，直至死亡。自我优化通向死亡。在这一语境下，反抗、起义和革命已经不再可能。
=> 在马克思看来，工作是一种延伸的自我去现实化（Sich-Entwirklichung）。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后马克思时代。在新自由主义政权中，剥削不再是以异化和去现实化的方式进行，而变成了自由和自我实现（Sich-Verwirklichung）。这里没有作为剥削者的他者，而是自我心甘情愿地压榨自身，基于一种完善自我的信念。个体实现自我，直至死亡。自我优化通向死亡。在这一语境下，反抗、起义和革命已经不再可能。
=> 规训社会的“应当”产生了种种规定和禁令，与之相比，自由的“能够”甚至带来了更多的束缚。“应当”尚且存在界限，“能够”，却没有边界，它是开放的、没有上限
=> 在当今的生存型社会中，健康变得绝对化，也因此失去了美。赤裸的、健康的生命，如今成为一种歇斯底里的生存形式，最终转变成死亡和活死人。我们变成了健康、健身式僵尸，效绩和肉毒杆菌僵尸。如今，我们在生时形同已死，在死前只能偷生。
=> 在他面前有三种自由的生命形式可供选择，第一种生命用于享受美的事物，第二种用于为城邦施行善举，最后一种是沉思的生命，通过探索那永不消逝者，而停留在永恒的美的领域。因此真正的自由人是诗人、政治家和哲学家
=> 当下的政治似乎仅剩下紧急命令，它失去了自由。换言之：如今已经不存在政治。当政治中不再有其他可能性，它便近乎专政，即资本的独裁。如今，政治家降格为体制的傀儡，至多算是有天赋的管家或记账员，他们不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家
=> 世界变成一片废墟。在那里我们如儿童一般用纸币进行游戏，并最终将之撕毁。如今，资本被奉为新的神明，希腊这群孩子却通过游戏的方式，使钱变得世俗化。世俗化改变了作为偶像的资本，它在顷刻间成了玩具
=> 如今，只有当事物被展示出来并得到关注时，才拥有了价值。我们在脸书上展示自我，也因此把自身变成了商品。
=> 我们加工自我，为了便于生产和加速信息交流。生命变成了商品，导致了仪式和庆典消失。因为在庆典中，我们耗费物资，而不从事生产。
=> 如今一切都屈从于资本。生命价值意味着，一个人作为客户所能创造的价值总和，由于生命的每个时刻都被商品化了。人的价值被简化为客户价值或市场价值。完整的生命被转化为纯粹的商业利益。在如今的超资本主义（Hyperkapitalismus）中，人的存在彻底瓦解，融入了商品关系编织的网络。没有一个生活领域能够摆脱商业的控制。超级资本主义把一切人类关系变成了商业关系。它剥夺了人类的尊严，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市场价值。
=> 所谓的共享型经济（Sharing-Ökonomie）把我们每个人变成了售货员，期待着顾客的到来。我们用越来越劣质的快消品填满世界，世界在商品中窒息。这座百货商店和疯人院并无本质区别。看上去我们似乎拥有了一切，我们却失去了最根本之物，即世界。世界丧失了语言和声音。在交流的喧哗声中，宁静消失了。商品的堆积和大众化填满了一切空白。商品占据了天空和地面。商品化的世界不再适于居住，它失去了和上帝、神圣、奥秘、无限、崇高的联结。我们亦失去了惊奇的能力，生活在一座透明的百货商店里，成为透明的顾客，时刻受到监视和操控。逃离这座百货商店成为当务之急。我们应当把商店改造成一个庆典场所，在其中生命才能获得应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