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英)齐格蒙特·鲍曼
272个笔记
◆ 导言
=> 每一个成年成员都需要从事生产劳动的社会中的贫穷，与完成了数百年劳动积累，无需大量成员参与就能生产一切所需的社会中的贫穷，是不同的。
服从性训练从学校教育就开始了，国家需要的是相似的一个模子刻印出来的零件，以便能随时替换到到机器、系统亦或者体制上，你从不属于你自己
=> 吸引穷人到正规的工厂工作，消除贫困并保证社会安宁。实际上，它的作用是训练和约束人们，向他们灌输新的工厂制度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服从性。
=> 吸引穷人到正规的工厂工作，消除贫困并保证社会安宁。实际上，它的作用是训练和约束人们，向他们灌输新的工厂制度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服从性。
社会贡献的标尺从为社会贡献多少生产力滑向了为社会贡献了多少消费力，职业标签早已被淡化（铁饭碗除外），高薪有钱能进行高消费就是大爷
=> 在消费者社会中，大规模的生产不再需要大规模劳动，于是，曾经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穷人被重铸为“有缺陷的消费者”
=> 在消费者社会中，大规模的生产不再需要大规模劳动，于是，曾经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穷人被重铸为“有缺陷的消费者”
◆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 即使你看不到任何（尚未得到的或不需要的）收益，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
工业史就是资本驯服工人的历史，是机器奴役工人的历史
=> 工作伦理就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之后则以多种形式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曲折进程中，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和传教士们嘹亮的号角（或借口），帮助他们不择手段地拔除其时的普遍性恶习：大多数人都不愿被工厂雇佣，也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这种恶习被视为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最大障碍
=> 工作伦理就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之后则以多种形式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曲折进程中，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和传教士们嘹亮的号角（或借口），帮助他们不择手段地拔除其时的普遍性恶习：大多数人都不愿被工厂雇佣，也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这种恶习被视为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最大障碍
=> 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地认为人的需求是既定的，并不渴望追求更多。一旦这些既定需求得到满足，“因循守旧”的工人就彻底丧失了继续工作的动力，无意赚取更多金钱。
精英叙事下特有的刁民
=> 在历史叙事典籍中，记录了现代理性主义的先驱发起的英勇战争。他们最终战胜了那些毫无理性、无知愚昧、不可原谅、拒绝进步的庸碌大众。
=> 在历史叙事典籍中，记录了现代理性主义的先驱发起的英勇战争。他们最终战胜了那些毫无理性、无知愚昧、不可原谅、拒绝进步的庸碌大众。
=> 工厂体系的诞生事实上瓦解了工匠和他们的事业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这正好是工作伦理所追求的。被记载为引入工作伦理概念（或者说实践“绩效原则”）的道德改革运动，实质上只是试图在新环境下恢复工业化前人们普遍拥有的工作态度，但正是这个新环境使人们曾经的工作态度失去了意义。
=> 我们徒劳地在工人阶层中寻找自尊，这会驱动他们选择以优秀的工作回报高薪，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单方面的善意被报以竭尽所能的偷懒。”[1]他哀叹过去的工匠这么快就变成了工人，只剩下计算成本效益的冷漠，哀叹前工业时代的工匠本能如此迅速地消亡。
=> 工作伦理的幌子之下演化出一种纪律伦理：不用在意尊严或荣誉，感受或目的——全力工作就好，日复一日，争分夺秒，即使你完全看不到努力的意义所在
=> 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这场战斗是为了对抗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兴趣和雄心，它们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
😢
=> 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除名称以外，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权力斗争，以崇高道德为名，迫使劳动者接受既不高尚，也不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生活
=> 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除名称以外，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权力斗争，以崇高道德为名，迫使劳动者接受既不高尚，也不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生活
=> 工作伦理也把生产活动和人的需要分离开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人们优先考虑“能做什么”，而非“需要做什么”。它使得满足人的需要与生产活动的逻辑无关，更重要的是，与生产活动的限度无关。这形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悖论：“为增长而增长
工人是新时代的奴隶，所谓的共产运动实际上是彻头彻尾地失败了
=> 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在国家经济中最适当的地位就是过去种植园经济时代奴隶所处的地位。我们平时赞赏的人类美德，到了奴隶身上就成为了罪恶
=> 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在国家经济中最适当的地位就是过去种植园经济时代奴隶所处的地位。我们平时赞赏的人类美德，到了奴隶身上就成为了罪恶
=> 工匠对于传统权利的捍卫，以及工业化前穷人表现出的对合理、高效的机械化工作体制的抵制，都被视为自然放置的障碍之一，意图延缓人类的进步。如同精心设计却被揭露、破坏、清除的其他诡计一样，这些抵抗也必将被毫不留情地消灭
为了社会进步把劳动力当做燃料消耗掉，然后精英们安然享受着进步的列车驶向美好的未来，我可去你妈
=> 这种拒绝进步的抵抗经常被用来证明穷人的懒散，以及强硬、严格、不留情面的工厂纪律在道德上的必要性。让穷人和“不思进取”的人工作，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道德任务
=> 这种拒绝进步的抵抗经常被用来证明穷人的懒散，以及强硬、严格、不留情面的工厂纪律在道德上的必要性。让穷人和“不思进取”的人工作，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道德任务
标榜文明穿着西装的流氓
=> 在新秩序中，有产者重新成为无产者父亲般的监护人……并非消灭贫穷——这似乎很难成为目的——而是消灭那些卑劣的恶习，消灭极端贫穷和肉体苦难
=> 在新秩序中，有产者重新成为无产者父亲般的监护人……并非消灭贫穷——这似乎很难成为目的——而是消灭那些卑劣的恶习，消灭极端贫穷和肉体苦难
=> 他也认为这些可怜的朋友“内在品质上与那些未开化的孩童没什么不同”[9]，他们需要更成熟的人来照看他们，为他们的行为负责。睿智的人达成共识：劳动者（无论当下的还是未来的）没有管理好自己生活的能力。他们像那些愚蠢、任性的孩子一样，不能约束自己，无法明辨是非，更不用说认识到什么更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他们只是有待加工、塑造的“人类原材料”，至少在肉眼可见的未来，他们注定只能被动地接受社会的变迁，他们只能成为当下如火如荼的理性变革的对象，而非主体。工作伦理是意义深远的道德教育议程中的关键项目之一，它为思想者和行动者设定的任务，构成了后来现代化的拥趸所谓的“文明化进程”之核心。
=> 工作伦理同时提供了建设性的愿景和拆除旧有习惯的方案。它彻底否定了这场伦理改革运动的目标对象原有的生活习惯、喜好和欲望。它描绘了正确的行为模式，但更重要的是质疑所有需要接受道德训练的人，质疑他们在未经教育和未经监督时所做的一切。他们的秉性绝不能得到信任。如果任由他们随心所欲，任由他们自作主张，他们宁愿饿死也不会努力，宁愿沉湎于污秽也不求自我完善，他们会置短暂的麻痹于长远稳定的幸福之上。
工匠变成了工人，生产的主体沦为生产的附庸
=> 在工作伦理发起的反对前工业时代穷人“传统主义”的战争中，工作伦理表面上的对手是“无欲无求”，但真正的火力（最猛烈、最残酷的），对准的是那些准工人的反抗心态。后者认为新的工作制度令他们感到屈辱、不适，他们并不期望也不愿理解这种制度，遑论自愿选择。
=> 在工作伦理发起的反对前工业时代穷人“传统主义”的战争中，工作伦理表面上的对手是“无欲无求”，但真正的火力（最猛烈、最残酷的），对准的是那些准工人的反抗心态。后者认为新的工作制度令他们感到屈辱、不适，他们并不期望也不愿理解这种制度，遑论自愿选择。
=> 穷人和老鼠一样，确实可以用这种方法消灭，或者至少把他们赶出人们的视线。需要做的只是下决心把他们当作老鼠对待，并接受“穷人和不幸的人是需要解决的麻烦
=> 人们希望，不工作的穷人越是生活堕落，越是深陷赤贫，那些有工作的、出卖劳动力换取最微薄工资的穷人的生活就越诱人，至少不至于无法忍受；这样，工作伦理得到了支撑，胜利也触手可及
=> 工厂工作的要求确实严苛、令人厌恶，但相较其他选项是否真的那么糟糕。一旦有了比较，工厂中微薄的工资和无趣繁重的苦役，似乎也没那么不能接受，甚至令人向往。
=> 济贫院壁垒之内的流言越是恐怖，工厂工人的奴役看起来就越像自由，他们遭遇的悲惨也越像一种幸运和福祉
=> 必须强制执行统一的、规范性的、可预测的行为模式，以约束五花八门、本质上不守规矩的囚犯。
=> 在这些圆形监狱里，无论是救济院、劳教所还是工厂，“如果一个人不工作，那他就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吃变质发霉的面包、喝淡然无味的水，没有人会和他说话……这种激励能恰到好处地促使他竭尽所能地工作”。
=> 这使得工作伦理的说教看起来有些表里不一。事实上，若真的希望工人道德完善，就必须扩大其自由的边界——这才是道德能够生长并最终开花结果的唯一土壤。但是工作伦理，至少在其早期的历史上，选择了削减（或者说完全消除）穷人的选择
不事生产的人挺多的，他们道德堪忧哦
=> 许多人认为体力劳动是必要的，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但也值得称颂”[16]，因为它将为国家带来荣誉和财富，为工人带来道德上的提升
=> 许多人认为体力劳动是必要的，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但也值得称颂”[16]，因为它将为国家带来荣誉和财富，为工人带来道德上的提升
=> 对那些体面性和品格受到质疑的人来说，去工作（接受一份工作，找一个老板，做一些老板愿意付钱所以一定有用的事情）是一个颇为得体的自证方法。给予所有人工作，让所有人都去工作，通常被视为治愈因社会（暂时）的不完美、不成熟导致的一切弊病和麻烦的良方。
=> 这些现代的口号同时回荡在分割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巨大鸿沟两侧。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口号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关于未来无产阶级社会的愿景也是完全基于工厂的模样构建的。
=> 对于后传统的现代社会（一个根据选择的能力和承担的责任来评估、奖励其成员的社会）中大部分（且越来越多）的男性成员来说，工作是他们终其一生构建和捍卫的身份的核心。身份的构建可能来源于诸多雄心壮志，但都取决于人们选择/被分配的工作类型
=> 工作是主要的基准，所有其他生活追求都可以基于它来规划和安排
=> 工厂生产花样繁多的商品，除此之外，它们也生产顺从于现代国家的公民
=> 如果让大部分男性进入工厂工作是生产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那么以（“养家糊口”的）男性为绝对权威建立强大、稳定的父权制家庭，就成为一个必要的补充。
=> 家庭的父权将秩序生产和服务网络的规训压力传导到圆形监狱无法触及的人群
企业能创造的岗位数量和劳动力失业率
=> 衡量政策成败的主要指标是：资本的雇佣能力和民众对生产过程的参与程度。
=> 衡量政策成败的主要指标是：资本的雇佣能力和民众对生产过程的参与程度。
=> 工作伦理要求人们心甘情愿地、欣然地、热情地拥抱一种无法避免的必然——新经济的实践者在新国家立法者的协助和合谋下，竭尽全力提供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困境。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必然，就意味着彻底放弃了对外来的、痛苦的、强加的新规则的抵抗。在工作场所，工人的自治权是不被容忍的。工作伦理要求人们选择一种献身于劳动的生活，但这也就意味着没有选择、无法选择和禁止选择。
=> 现代组织（包括工厂在内）的总体趋势是使人的道德情操和他们的行动无关（adiaphora），从而使他们的行为更具规律性、更容易预测，这是非理性的道德冲动不可能做到的。
工作不需要被热爱，也不需要被认为是道德的象征
=> 工作是获得更多财富，从而更加独立的手段，是摆脱令人厌恶的必须为他人工作这种境遇的手段。即使是血汗工厂的半奴隶制，也能以未来自由的名义被他们接受和平静地忍受，无需任何高贵品质的伪装。工作不需要被热爱，也不需要被认为是道德的象征，人们可以公开反感工作，这不会招致纪律的崩坏，因为他们相信当下的忍耐（哪怕是最恶劣的境况）是为了并不遥远的自由而暂时付出的代价。
=> 工作是获得更多财富，从而更加独立的手段，是摆脱令人厌恶的必须为他人工作这种境遇的手段。即使是血汗工厂的半奴隶制，也能以未来自由的名义被他们接受和平静地忍受，无需任何高贵品质的伪装。工作不需要被热爱，也不需要被认为是道德的象征，人们可以公开反感工作，这不会招致纪律的崩坏，因为他们相信当下的忍耐（哪怕是最恶劣的境况）是为了并不遥远的自由而暂时付出的代价。
=> 对那些放弃自身独立性，服从工厂纪律的工人给予奖励。过去道德说教实现的成就，正越来越多地通过“胡萝卜”的诱惑（无论是否配以“大棒”的协助）来实现。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
=>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从工匠变成工人时失去的人的尊严，只有通过赢得更多盈余才能恢复。这种变迁中，努力工作能使人们道德升华的呼声日益衰弱。现在，衡量人们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是工资的差别，而不是勤于工作的道德或惰于工作的罪恶。
=> 它实现了当初工作伦理在经济手段和偶尔的肉体胁迫的帮助下徒劳争取的目标。它在现代生产者的思想和行动中灌输的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精神”，不如说是以经济水平评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倾向。这也把人的动机和对自由的渴望牢牢地、不可逆地转向消费领域。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社会后续的发展——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
◆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 之所以称之为“生产者社会”，是因为那时人们主要以生产者的身份参与其中。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式由社会分工的需要决定，社会希望其成员有能力和意愿参与社会分工。在当前这个近现代（late-morden）、次现代（second-morden）或后现代（postmorden）阶段，社会主要要求人们以消费者的能力参与其中，首先依照“消费者”角色需要塑造其成员，并期望他们具有消费的能力和意愿。
中国的圆形监狱很快也无法维持了
=> 曾经举足轻重的圆形监狱逐渐失去了作用，大规模工业化雇佣迅速萎缩，小规模的、自由的职业群体取代了全民大生产，大部分人不可能再受到他们的影响。技术的进步在就业萎缩的前提下确保了生产力的增长，工厂的员工越来越少，“精简”成为新的行为准则。
=> 曾经举足轻重的圆形监狱逐渐失去了作用，大规模工业化雇佣迅速萎缩，小规模的、自由的职业群体取代了全民大生产，大部分人不可能再受到他们的影响。技术的进步在就业萎缩的前提下确保了生产力的增长，工厂的员工越来越少，“精简”成为新的行为准则。
=> 圆形监狱式训练不仅在后工业化时代大幅减少，而且与消费者社会的需求背道而驰。它擅长培养的气质和生活态度，与理想的消费者大相径庭
=> 理想状态下，消费者应该不固守任何东西，没有永久的承诺，没有可以被完全满足的需求，也没有所谓的终极欲望
=> 理想情况下，消费者立刻得到满足——消费应该立刻带来满足感，没有时延，不需要旷日持久的技能学习和准备工作；而一旦消费行为完成，这种满足感就应该尽可能快地消失
=> ，越是陌生的需求越具吸引力，能获取的未知生活体验会带来大量的乐趣。前所未有的新鲜的兴奋感，就是消费者游戏的秘密
=> 欲望不求被满足。恰恰相反，欲望永无止境”
信息时代的海量信息不是为了充实你的大脑，拓宽你的深度亦或者是阐明一种事实，而是为你制造虚假的需求并掏空你的口袋
=> 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他们需要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之中。
=> 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他们需要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之中。
=> 在正常运转的消费者社会中，消费者会主动寻求被诱惑。他们的生活从吸引到吸引，从诱惑到诱惑，从吞下一个诱饵到寻找另一个诱饵，每一个新的吸引、诱惑和诱饵都不尽相同，似乎比之前的更加诱人。他们生活于这种轮回，就像他们的先辈，那些生产者，生活于一个传送带和下一个传送带之间。
不买立省百分百
=> 消费者都觉得自己在掌控一切。他们可以评判、评论和选择，他们可以拒绝无限选择中的任何一个——除了“必须作出选择”之外。寻求自我认同，获取社会地位，以他人认为有意义的方式生活，这些都需要日复一日地到访消费市场。
=> 消费者都觉得自己在掌控一切。他们可以评判、评论和选择，他们可以拒绝无限选择中的任何一个——除了“必须作出选择”之外。寻求自我认同，获取社会地位，以他人认为有意义的方式生活，这些都需要日复一日地到访消费市场。
=> 解决所有麻烦、重获转机的希望被寄托于消费者重拾他们的义务——再次购买，大量购买，不断购买
作者是懂灵活的
=> 今天流行的口号是“灵活”，这个越来越时髦的概念代表的是一场几乎没有任何规则的雇佣和解雇游戏，而且在游戏进行时，单方面就可以随时更改规则。
=> 今天流行的口号是“灵活”，这个越来越时髦的概念代表的是一场几乎没有任何规则的雇佣和解雇游戏，而且在游戏进行时，单方面就可以随时更改规则。
=> 无论人们渴望的身份是什么，都必须像当下的劳动力市场一样，具有灵活性。它必须能够适应紧急通知甚至没有通知的变化，必须遵循“拥有尽可能多的选择，最好拥有所有选择”的原则。未来必然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不这样做，就等于自己放弃机会，放弃那些未来曲折命运以及难以预料的生活带来的未知的、只能模糊感觉到的利益。
=> 身份是多重的：大多数人的生命旅程中可能都散布着遗失或遗弃的身份。每一个后继的身份可能都是不完全的、有条件的，因此，如何避免身份的固化成为一个难题。“身份”这个词或许已经失去了效用，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它所掩饰的比揭露的更多。随着社会地位越来越得到关注，人们恐惧过于牢固的身份认同，害怕在必要时难以全身而退。对社会身份的渴望和恐惧，社会身份唤起的吸引和排斥，混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持久、矛盾、困惑的复杂心态。
=> 市场上的消费品一样，对一种身份的消费不应该——不允许——熄灭对其他更新、更好身份的渴望，也不应该——不允许——妨碍人们接纳新身份的能力。
=> 如果市场能够解决社会身份带来的问题，专门的“规范管制”（normative regulation）或“模式维持”（pattern maintenance）社会机制就不再必要，也不可取。传统的、圆形监狱的训练方法显然与消费者的任务格格不入，对围绕欲望和选择构建的社会来说，这些将是灾难性的。
=> “还利于民”变得不容置疑，它呼吁消费者履行选择的责任——一种已经被内化、重塑为人生使命的责任。更多税后收入的吸引力，与其说是来自更多消费，不如说是来自有了更多消费选择的预期、更多购物和选择的乐趣。
=> 生产者只能集体完成使命，生产是一种集体性事业，需要分工、合作和协调。
=> 消费者恰恰相反。消费彻头彻尾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乃至孤独的活动。这种活动通过不断地满足和唤醒、缓释和激发某种欲望实现，这种欲望通常是一种私人的、难以言表的感觉
=> 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他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获得的社会尊重和自尊就越多，距离“美好生活”的理想也越近。
=> 储蓄增加和消费信贷萎缩绝对是坏消息，信贷的膨胀才是“事情朝正确方向发展”的可靠信号，受到欢迎。消费者社会不会轻易呼吁延迟满足。这是一个信用卡社会，而非存折社会
=> 是美学，而非伦理学，被用于整合消费者社会，确保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并屡次拯救其于危难。伦理学赋予履行责任以最高的价值，而美学则把崇高的体验放在首位。
消费者社会其背景必然是生产的过剩，这也是所谓内卷的本质，不管是实体还是互联网相似的产品有很多，要打差异牌烧钱牌营销牌才能吸引到用户。在资本不在青睐的赛道烧钱牌大抵是走不通了（说的就是你，互联网公司），再加上中国房地产行业一直压抑着消费而且近些年各路媒体一直给人勒紧裤腰带的暗示，营销牌大概作用也不大。所以能做出差异性且同时具备不可复制的高技术的产品才有活路，即所谓异胜同汰。对人也一样，过去生产社会的时代里，中国高校制造出太多同质化严重的零件，在生产者社会逐步瓦解的今天，那些相似的零件自然要内卷，卷出身卷项目卷学历卷实习，可实际上每个零件都大抵都是一个模子打出来的，无非是这个漆得光鲜那个镀得精美。我们或忙忙碌碌或碌碌无为走过被预设好的成长之路，被不断地画饼——这条路呀是成功之路，最终我们在相似的成功之路上互相竞争，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机器上系统上的可被随时更换的零件，所以做个特色鲜明的人很好无论是对个人发展还是对自由的天性，当然啦只是对权威者和投资家来说回报就没那么大了
=> 如果说生产者社会是柏拉图式的，追求牢不可破的规则和事物的终极模式，那么消费者社会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务实、灵活，遵循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原则。理智的消费者唯一能掌控的，就是在已知的机会最密集的时间守候在已知的机会最多的地方。这种主动性只能采纳“实践智慧”（phronesis）。它是经验法则的集合，而不是万无一失的秘方或算法指令。因此，“实践智慧”需要大量的信任，需要安全的避风港让信任安全地停泊。于是，消费者社会也是咨询和广告的天堂，是预言家、算命先生、贩卖魔法药水的商人和点金术士的沃土。
=> 如果说生产者社会是柏拉图式的，追求牢不可破的规则和事物的终极模式，那么消费者社会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务实、灵活，遵循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原则。理智的消费者唯一能掌控的，就是在已知的机会最密集的时间守候在已知的机会最多的地方。这种主动性只能采纳“实践智慧”（phronesis）。它是经验法则的集合，而不是万无一失的秘方或算法指令。因此，“实践智慧”需要大量的信任，需要安全的避风港让信任安全地停泊。于是，消费者社会也是咨询和广告的天堂，是预言家、算命先生、贩卖魔法药水的商人和点金术士的沃土。
=> 工作失去了它的特权地位，不再是自我构建和身份构建的轴心，也不再是道德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道德改善、忏悔和救赎的必由之路。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一样，工作现在首先受到美学的审视。工作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不能使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没有价值
=> 这种意识对所有工作的执行者都是成立的，即使是那些最卑微、最没有吸引力的工作。工作伦理传达了一种平等的信息，它淡化了工作之间原本显著的差异，包括带来满足感的能力、带来地位和声望的能力，以及能够提供的物质利益。
无聊的工作受人偏爱，怎么会事呢？
=> 美学已取代伦理学，主导了工作的价值判断。如同所有其他可以成为消费标的、被消费者自由选择的事物一样，工作必须是“有趣的”——多样化、令人兴奋、具有挑战性，包含适度的风险，并不断带来崭新的体验。那些单调、重复、例行、缺乏冒险精神、不允许创新、没有挑战、无法带来提升和自信的工作，就是“无聊的”。
=> 美学已取代伦理学，主导了工作的价值判断。如同所有其他可以成为消费标的、被消费者自由选择的事物一样，工作必须是“有趣的”——多样化、令人兴奋、具有挑战性，包含适度的风险，并不断带来崭新的体验。那些单调、重复、例行、缺乏冒险精神、不允许创新、没有挑战、无法带来提升和自信的工作，就是“无聊的”。
=> 那些令人厌恶的工作未能保留过去假定的道德价值。只有未经消费者社会改造、尚未皈依消费主义的人才会心甘情愿选择那样的工作，满足于出卖劳动力勉强生存
奋斗，贡献，福报的基本语境
=> 为了让那些已经皈依消费主义的人去从事那些经不起美学考验的工作岗位，必须人为地重新创造一种没有选择、迫不得已、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奋斗的处境。只是这一次，不会再扯上什么崇高的道德救赎。
=> 为了让那些已经皈依消费主义的人去从事那些经不起美学考验的工作岗位，必须人为地重新创造一种没有选择、迫不得已、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奋斗的处境。只是这一次，不会再扯上什么崇高的道德救赎。
稳定是最大的风险
=> 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不提供终生职业，也不容许它们存在。对从事的工作产生感情，爱上这份工作，根据这份工作和运用的技能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意味着成为命运的人质。鉴于所有工作的短暂性和所有合同中都包含的期限条款，这既不现实，也不值得推荐。除了少数的天之骄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当今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上，对工作从一而终会带来巨大的风险，会招致心理和情感上的灾难。
=> 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不提供终生职业，也不容许它们存在。对从事的工作产生感情，爱上这份工作，根据这份工作和运用的技能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意味着成为命运的人质。鉴于所有工作的短暂性和所有合同中都包含的期限条款，这既不现实，也不值得推荐。除了少数的天之骄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当今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上，对工作从一而终会带来巨大的风险，会招致心理和情感上的灾难。
=> 勤奋和奉献的劝诫显得虚伪、空洞，理智的人最好能够洞察本质，看穿老板所布置游戏中的“使命感”外衣
旧穷人赖以生存的工作伦理瓦解后，便诞生了既无法皈依于工作伦理而被社会认可，又没有内外部条件构建工作美学的新穷人。消费者社会是精英的社会，是少数人的社会
=> 就社会底层的现实生活而言，这种观念和前者一样，都无比荒唐。[6]它使人们相信，上层人士热情追求、自愿选择、珍惜且拥护的“灵活性”，对其他人也一定是一种无上的祝福，哪怕这种“灵活性”最终带来的与其说是选择的自由和自主的权利，不如说是安全感的丧失、被迫背井离乡和前途未卜。
=> 就社会底层的现实生活而言，这种观念和前者一样，都无比荒唐。[6]它使人们相信，上层人士热情追求、自愿选择、珍惜且拥护的“灵活性”，对其他人也一定是一种无上的祝福，哪怕这种“灵活性”最终带来的与其说是选择的自由和自主的权利，不如说是安全感的丧失、被迫背井离乡和前途未卜。
还不是你不努力😋
=> 把穷人的悲惨遭遇归咎于他们不愿意工作，指控他们道德沦丧，把贫穷说成是对罪恶的惩罚，这是工作伦理在新的消费者社会能做的最后贡献。
=> 把穷人的悲惨遭遇归咎于他们不愿意工作，指控他们道德沦丧，把贫穷说成是对罪恶的惩罚，这是工作伦理在新的消费者社会能做的最后贡献。
经由网络营销的体面生活，让真实生活逐渐失真，人为制造了不体面的大多数。体面的标准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不幸福是消费者社会不断营销不断膨胀的结果，若最终社会的价值导向无法回归正轨，那便跳出这样的价值标尺保智商吧
=> 每个社会都有“体面生活”的衡量标准，如果无法达到这些标准，人们就会烦恼、痛苦、自我折磨。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贫穷也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的“幸福生活”无缘，无法享受“生活的馈赠”。
=> 每个社会都有“体面生活”的衡量标准，如果无法达到这些标准，人们就会烦恼、痛苦、自我折磨。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贫穷也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的“幸福生活”无缘，无法享受“生活的馈赠”。
被消费给pua了🤭
=>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没有机会过上正常生活，更不用说过上幸福生活。在消费者社会中，一个人无法幸福地生活，甚至无法正常地生活，就意味着他/她是失败的消费者，或者说是有缺陷的消费者。所以，消费者社会的穷人，被社会，也被其自身定义为有瑕疵的、有缺陷的、不完美的、先天不足的消费者。简而言之，就是不合格的消费者。
=>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没有机会过上正常生活，更不用说过上幸福生活。在消费者社会中，一个人无法幸福地生活，甚至无法正常地生活，就意味着他/她是失败的消费者，或者说是有缺陷的消费者。所以，消费者社会的穷人，被社会，也被其自身定义为有瑕疵的、有缺陷的、不完美的、先天不足的消费者。简而言之，就是不合格的消费者。
新时代幸福——不断追求被商家营销出的新需求从而获得短暂的满足感
=> 消费市场比弗洛伊德更有创造力，它唤起了弗洛伊德认为无法实现的幸福状态。秘诀在于：在欲望被安抚之前激发新的欲望，在因占有而感到厌倦、烦躁之前替换新的猎物。永远不出现厌倦——这才是消费者的生活准则，也是切实可行的准则、触手可及的目标。达不到这个目标的人只能怪自己，并容易成为他人鄙视和谴责的对象。
=> 消费市场比弗洛伊德更有创造力，它唤起了弗洛伊德认为无法实现的幸福状态。秘诀在于：在欲望被安抚之前激发新的欲望，在因占有而感到厌倦、烦躁之前替换新的猎物。永远不出现厌倦——这才是消费者的生活准则，也是切实可行的准则、触手可及的目标。达不到这个目标的人只能怪自己，并容易成为他人鄙视和谴责的对象。
=> 无聊是消费者社会特有的社会分层因素产生的心理学结果。这些因素包括：选择的自由度和丰富度、流动的自由度、消除孤立和组织时间的能力。
=> 因为得体的标准已经被设定了，并不断提升。它来自远离邻里守望的地方，来自报纸杂志和光鲜亮丽、永不间断地传递消费者福音的电视广告。贫民区那些绞尽脑汁的替代品不堪一击，不值得骄傲，无法减弱自卑的痛苦。关于一个人是否是合格消费者的评价来自远方，本地舆论根本无法与之抗争。
=> 制造人为的、主观的不满足感”，因为本质上“人们满足于自己拥有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威胁”。[10]于是，人们真正拥有的东西被淡化，被贬低，被较富裕的人锋芒毕露的奢侈消费所掩盖
无论生产力还是经济或增或减，燃料都不能体面，兴百姓苦，衰百姓苦。
=> “穷人与富人并非生存于相互独立的文化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而这个世界是为有钱人的利益设计的。穷人的贫困不但因经济增长而加剧，也因经济衰退和停滞而加剧
=> 穷人与富人并非生存于相互独立的文化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而这个世界是为有钱人的利益设计的。穷人的贫困不但因经济增长而加剧，也因经济衰退和停滞而加剧
=> 经济增长”指的是什么，随之而来的都是以“灵活的劳动力”替代铁饭碗，以“滚动合同”（rolling contracts）替代工作保障，采用固定期限合同，临时性雇佣，裁员重组和“企业优化”——所有这些最终都在削减就业数量。
=> “主观上的不满足”，以及随之而来的耻辱和污名化造成的痛苦，由于生活水平下降和相对贫困恶化的双重压力而加剧。目前，这两种压力都因放松管制、自由放任的经济增长而加剧，非减轻。
◆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 “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概念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其所有公民的“福利”——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而是在身处的社会中有尊严地生存。
=> 我们需要帮助暂时失业的人渡过难关，帮他们做好准备随时重返“正常生活”，即一旦经济复苏，工作机会重新开放，他们就能够就业。
=> 公共福利允许（明示或暗示）把公民生活与“对社会的贡献”分离开来，生产贡献只应在职业范畴中讨论，由此削弱了工作伦理最神圣的、最不容置疑的前提。这种理念使有尊严的生活成为政治性的公民权利问题，而不是经济绩效问题
=> 一些人坚持国家福利是对于工作伦理的必要补充，另一些人则认为国家福利是反对工作伦理的具有政治动机的阴谋。
=> 国家福利是“一个用于压迫的工具，还是一个扩大需求，减轻自由市场经济残酷性的制度？是扩大资本积累和利润的助力，还是如工资袋中的现金一样是应该被捍卫、去扩增的社会性工资？是资本主义的欺诈，还是工人阶级的胜利？
=> 处于困境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在缺失政治帮助的状态下只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有组织的劳工，无法在缺失政治帮助的状态下确保自己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通过减轻最令人不能忍受的社会不平等来保护和重申社会不平等原则；通过边缘化无法参与再生产的人来刺激社会接受不平等；以及帮助社会成员安然度过不受政治控制的经济冲击。所有这些强大的、异质的驱动力汇聚在一起，诞生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化的、民主的）现代社会某个高级阶段的国家福利，确实是“多因素决定的”（over-determined）
=> 福利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结构，要废除这种结构，就必须废除政治民主和工会，并从根本上改变政党制度”
草，差点信了奥菲
=> 一个不存在国家福利的国家，一个缺乏国家管理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果说在最富裕、最为“经济成功”的社会中还没有成为现实，至少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清晰的可能
=> 一个不存在国家福利的国家，一个缺乏国家管理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果说在最富裕、最为“经济成功”的社会中还没有成为现实，至少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清晰的可能
=> 免于匮乏和对于匮乏的恐惧，免于失业和对失业的恐惧”，那么这种自由和权利就不是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由
=> 如果这种自由不能覆盖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只针对那些（伤害发生后）已经失败的人，即那些“一无所有”的、不幸的、失去能力的社会成员，这种预防和支持的理念显然就失去了意义
=> 普遍性和选择性（经济审查）的社会福利制度造就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两者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各类人群对它们的感知，它们的政治命运预期，也大相径庭。
=> 若只服务于众所周知缺乏政治力量和公众话语权的贫困人口，选择性社会保障只能吸引最差而不是最好的专业人士和管理者。
=> 把服务的范围用经济审查的结果来限定，社会就会立即分裂为二元：付出而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人和不付出就能有所得的人[7]。利益理性于是和团结道德对立起来，道德变成了一个人“能负担什么”的问题，或者说在政治意愿上一个人愿意分享什么的问题
=> 通过对被排斥者的污名化，社会主流人群的真正或假定的价值得到了强化：“观察者通过构建他人来构建自己”。[9]
=> 福利国家的长盛不衰曾被解释为它缔造与维持和平的能力：它能使工人更容易接受资本家设定的规则，且成本更低。只依靠强制措施的工作伦理无法做到这一点
=> 福利国家正在迅速失去政治支持的事实，“既不能用经济和财政危机完全解释，也不能用强调新保守主义菁英和意识形态崛起的政治观点完全解释。现有福利国家体系对正义性、合理性的道德诉求也无法挽救它
=> 福利国家在长期的“劳动力再商品化”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适当的医疗服务、体面的住所和健康的营养品，它保证了资本主义工业可雇佣劳动力的稳定供给，这是任何公司或集团都无法做到的
=> 多余的劳动力可能永远不会再成为商品。不是因为有质量缺陷，而是因为需求消失了。
福利国家总需要一个中国
=> 现代工业世界可能仍然需要少量老式的劳动力，但考虑到金融已经获得新的移动自由，放松管制的资本主义企业也拥有了珍贵的灵活性，这类需求可以在其他遥远的国度得到满足。
=> 现代工业世界可能仍然需要少量老式的劳动力，但考虑到金融已经获得新的移动自由，放松管制的资本主义企业也拥有了珍贵的灵活性，这类需求可以在其他遥远的国度得到满足。
=> 如果一家企业打算扩大规模，雇佣更多劳动力，它可以随时从国家福利体系的用户池中募集。然而，时代发生了转变，现在是以股票价值而非产品数量来衡量企业的成败。伴随着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迅速下降，以及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自由，投资国家福利体系的吸引力大幅下降，以更少的代价就能获得等价甚至更好的效果。在遥远的国度，在缺乏公共福利压力的政府的支持下获得“方便旗”[14]，似乎是一个更好的主意。
还真是那个岁月静好，负重前行
=> 这种新获得的全球流动自由消减了补充劳动力的经济负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鲜、顺从、没有被宠坏的劳动力正在远方招手。这个星球上，部分地区已经充满老于世故的消费者，但也还存在广袤的处女地，那里有不需要激发消费欲望就能获得的顺从劳动力，那里的人为了维持生计而卑微地工作。
=> 这种新获得的全球流动自由消减了补充劳动力的经济负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鲜、顺从、没有被宠坏的劳动力正在远方招手。这个星球上，部分地区已经充满老于世故的消费者，但也还存在广袤的处女地，那里有不需要激发消费欲望就能获得的顺从劳动力，那里的人为了维持生计而卑微地工作。
=> 把消费者欲望作为主要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力量，作为解决冲突和秩序维持的主要手段，从长远来看，这会使“劳动力成本过高”。那些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耕耘过的连绵土地迟早都会枯竭，成为收益递减规律的牺牲品。为了保持生产利润，必须寻找新的处女地，未被开垦过的土地。这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要拆除所有妨碍贸易自由，特别是妨碍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以及为什么同时要扎紧禁止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藩篱。
=> 对“劳动力再商品化”的投资已经没有任何收益，一旦被要求承担社会福利成本，优秀的商人就会利用新获得的全球化自由，把他们的资金和企业带到国外，带到那些索求更少的地方。因此，那些坚持保持福利标准不变的政府被“双重打击”的恐惧所困扰：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人蜂拥而入，资本（以及潜在的收入来源）蜂拥而出
=> 民主的包容性越强，它就越果断地走向对弱者的保护，走向集体保险。选举权从普及的那一刻起，就一次又一次地把权力赋予那些承诺借集体力量驱逐个体苦难的政客
=> 不久前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也几乎是一个“跨越左和右”的共识，是一种真正的跨阶层的团结。对福利国家的态度长期具有大众共识，但是在近半个世纪，这个共识从普遍支持走向普遍反对。
=> 民主政体中的大多数选民基于自己的意志支持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这怎么可能呢？自从投票权实现真正的民主以来，自从投票权从有产阶级扩展到所有成年人并成为一种普遍权利以来，这种情况从未发生
=> 毕竟穷困潦倒、难以自食其力的人始终是少数，在政治上也微不足道。他们也几乎不会去投票，忽视他们的利益和意愿相对容易，丝毫不会影响政治家的前途
=> 于是政客自然而然地降低税收，讨好那些大多数更幸运的正常人。众所周知，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缺乏政治力量。
=> “给穷人的方案都是糟糕的方案”，这个法则使得用于社会保障的金额不断地减少。“欺诈、欺骗和虐待”迟早会被发现：一个单亲母亲，通常是非裔母亲，用食品券买伏特加酒（这是里根主义者惯常的言论），不负责任的穷人，他们在福利政策的鼓励下生下孩子，等等。于是，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福利保障体系不再受到欢迎，中产阶级对继续提供福利保障不再感兴趣，转而同意废除它。
=> 国家福利体系和消费主义社会的氛围格格不入，这与它能提供的服务品质无关。产品的营销必须宣扬（至少口头上）对差异化和选择的崇拜，福利国家则必须追求公民生存环境、需求和人权的平等，它们是彼此对立的。
=> 平权法案”的存在，使很多“业已成功”的非裔遭受轻视和贬低。如果没有人能找到理由质疑他们的成就名不副实，认为那只是一种恩赐，而非自觉努力、个人天赋、勤奋工作和正确抉择的产物，他们当然会更加欣慰。
既得利益者的嘴脸
=> 一个新的、自信的非裔中产阶级已经诞生。但是，这些受益者们不愿承认，他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勤奋，而是因为得到了帮助。这是他们争取尊严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们大声又明确地宣布，如果他们“做到了”，那么其他人也能做到，如果有人做不到，一定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毕竟，这意味着，他们取得的所有成功都完全源于自己的努力
=> 一个新的、自信的非裔中产阶级已经诞生。但是，这些受益者们不愿承认，他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勤奋，而是因为得到了帮助。这是他们争取尊严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们大声又明确地宣布，如果他们“做到了”，那么其他人也能做到，如果有人做不到，一定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毕竟，这意味着，他们取得的所有成功都完全源于自己的努力
他们是懂车门焊死的
=> 获得社会帮助并脱离劣势地位的人，不仅失去了回馈的动力，而且变成了最强烈的诋毁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平权法案”培养的是自己的掘墓人
=> 获得社会帮助并脱离劣势地位的人，不仅失去了回馈的动力，而且变成了最强烈的诋毁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平权法案”培养的是自己的掘墓人
=> 仅仅是利用了一个历史上的瞬间——此时福利国家创造的社会资本还没有完全消散，福利国家衰败导致的新的社会成本尚且不高。福利国家和非福利国家的社会成本都很高，但介于两者之间的转型阶段的社会成本却可以被无知或虚伪地描绘为很小。或许很小，但这只是暂时的。
◆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 无论接受救济的穷人是否真的不愿意参加生产，都丝毫不会影响生产力的增长。现在的企业不需要用更多的工人增加利润。即使他们需要工人，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能很容易地找到，而且价格便宜得多，虽然这加剧了本地穷人的贫困
真不能让大资本左右政治，太哈人了😨
=> 对大公司而言，进步首先意味着“裁员”，科技进步意味着用软件取代人。谴责接受救济的人不愿意工作，推断他们只要摆脱麻木和依赖的惯性，就能轻而易举地自力更生，现在听起来像是自欺欺人。这从证券交易市场对就业波动的反应可以看出来，证券交易市场无意中成为企业利益最真诚的代言人。某国整体失业率快速上升时，你看不到证券市场有任何焦虑的迹象，更谈不上恐慌，它们反倒可能表现火爆。
=> 对大公司而言，进步首先意味着“裁员”，科技进步意味着用软件取代人。谴责接受救济的人不愿意工作，推断他们只要摆脱麻木和依赖的惯性，就能轻而易举地自力更生，现在听起来像是自欺欺人。这从证券交易市场对就业波动的反应可以看出来，证券交易市场无意中成为企业利益最真诚的代言人。某国整体失业率快速上升时，你看不到证券市场有任何焦虑的迹象，更谈不上恐慌，它们反倒可能表现火爆。
=> 这类人很少有抗争的意愿，特别是团结起来一致行动的意愿。所有的情况似乎都对他们不利。他们的工作是脆弱的，肯定不会持续很久，随时可能消失不见；今天的伙伴明天可能就各奔东西，去向遥远的地方……投身于工人的团结和集体抗争，需要付出长期的、充满风险的努力，注定收益不大，成本却高得难以计量。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很久，看不到任何改观，那些受雇者的世界观和心态也会相应变化。“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和“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在潜移默化之间不可避免地成为审慎而有效的生存哲学。
这也许就是编制的诱人之处吧，私企的话最好的永远是下家
=> 即使是最常规、最乏味、最没有尊严的工作，只要（也正是因为）有望长期（在实践中，是需要无限期）持续，就有利于稳定、扎实、持久的人际关系的成长。这种“我们同舟共济”的感觉，即无论发生什么都一直待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推动和促进了人们寻求最舒适、压力最小的共存模式。然而，如果你每天都可能身处不同的公司，又何必如此呢？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持久的关系、坚定的承诺和牢不可破的友谊都令人生疑地像是痛苦和失望的配方。如果你喜欢为之工作的公司，并期望未来一直和它携手前行，那么最多在下一轮的“外包”或“裁员”时，你就会受到伤害。总而言之，这种被称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重要转变，给长期协作的可能性蒙上了一层阴影，更不用说对“共同事业”全心全意、无条件的承诺和忠诚。
=> 即使是最常规、最乏味、最没有尊严的工作，只要（也正是因为）有望长期（在实践中，是需要无限期）持续，就有利于稳定、扎实、持久的人际关系的成长。这种“我们同舟共济”的感觉，即无论发生什么都一直待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推动和促进了人们寻求最舒适、压力最小的共存模式。然而，如果你每天都可能身处不同的公司，又何必如此呢？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持久的关系、坚定的承诺和牢不可破的友谊都令人生疑地像是痛苦和失望的配方。如果你喜欢为之工作的公司，并期望未来一直和它携手前行，那么最多在下一轮的“外包”或“裁员”时，你就会受到伤害。总而言之，这种被称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重要转变，给长期协作的可能性蒙上了一层阴影，更不用说对“共同事业”全心全意、无条件的承诺和忠诚。
=> 在各种裁员、缩减规模的挤压游戏中，工人的士气和积极性急剧下降，幸存者等待着下一波冲击，而不是因为在竞争中战胜了被解雇的同僚而欣喜若狂”[5]。不管是失败还是（暂时）幸免，他们都充满怨恨，并以同样的方式屈服于恐惧
=> 在一个灵活性的体制中，有难度的任务只会带来麻烦。这就带来一个可怕的悖论，当我们减少困难和阻力的时候，我们也在培育工作者不去挑选和漠不关心的行为
=> 工作仍然是生存的源泉，但不是生命意义的源泉，当然也不是培育人与人之间纽带的温室，它不足以支撑和维持道德信念和道德实践。这个由工厂、办公室、工作间和商店构成的世界崇尚“灵活性”，“工作伦理”的戒律显得空洞乏味
=> 资本家雇用工人不再受限于本地劳动力市场，因此，他们选择基地的首要标准是利润最大化，以及充足的低要求、温顺、不会招惹麻烦的劳动力。合格并迫切愿意成为“常规劳动者”的人随处可见，他们愿意接受任何工作，愿意接受最卑微的薪水。
=> ，“他们不拥有工厂和土地，也不担任行政职务。他们的财富来自一种便携式资产：他们对迷宫法则的熟稔
=> 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掌握并实践着“液态生活”（liquid life）的艺术：接受方向的迷失，免疫于晕头转向，容忍旅行计划和方向的缺失，以及无限期的旅行。以“赤脚医生”为笔名的《观察家报》专栏作家大概就是这样的人，他建议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容
自私利己的新精英压榨另一个空间的大多数为少数人创造价值，于人类社会向上的发展是无益的
=> 他们难以捉摸，坚定地拒绝付出，避免承诺。他们精通胡迪尼式的逃脱术，总是打破最复杂的枷锁，从最牢固的牢笼里逃脱。
=> 他们难以捉摸，坚定地拒绝付出，避免承诺。他们精通胡迪尼式的逃脱术，总是打破最复杂的枷锁，从最牢固的牢笼里逃脱。
=> 资本的流动削弱了国家对利率和汇率的影响，跨国公司的灵活性侵蚀了按地域分配投资的控制能力，技术和专业劳动力的全球流动使收入和财富的累进税征收更加困难，进而维持公共服务也更加困难。
=> 如果说“失业”，甚至是长期失业，意味着工作生活的一个阶段，那么“过剩”则更贴近如今失业的本质。它暗示了一场不可逆转的灾难最终到来。它是通向废品站的一张单程票……
=> 我们似乎从来没能在连续的萧条之后恢复就业水平。无论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统计数字多么振奋人心，工作岗位仍在持续流失，徒劳寻找工作或因绝望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持续增加。起初还不起眼，但渐渐地，经济“发展之路”的理念残酷地转向用更少的劳动力完成同样甚至更多的工作
=> 过剩”的人则不同，他们是多余的、编外的，不被需要。他们要么出生在一个“饱和”的社会里（即社会的续存无需更多的人从事生产），要么由于经济和技术进步（即有了新的生产力，较少的人员参与就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商品和服务需求），变得不再必要。所谓“过剩”的人被标记在资产负债表的借方，而非贷方，因为无论是现在还是可预见的未来，他们都不能增加社会的财富——他们增加的只是社会的负担（公共支出）
=> “重返工作岗位”这个概念变得虚无缥缈，天真幼稚，又自欺欺人，这也证实，人们对“繁荣”的理解以及经济“向好”/“向坏”的理解，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
=> 如今的精简型、小型化、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则把劳动力视为生产力提升的制约要素。这是对曾被奉为经典的斯密-里卡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直接挑战。劳动力过剩被视为灾难，所有寻求合理化（提升投入产出比）的努力首先都会集中于进一步削减雇员数量的可能性。“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升，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技术进步是以劳动力的替代和淘汰为标准的
=> 近来重新鼓吹工作伦理的目的，是为了“将值得帮助的穷人和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分开，把责难倾倒给后者，以合理化社会对他们的冷漠”，因此“说明贫穷是个人缺陷的必然后果，进而促成对穷人和被剥夺者的漠不关心”[9]。换言之，工作伦理虽然不再是减少贫困的手段，却能帮助调和社会众生和永恒存在的穷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安宁平和。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偏执和傲慢
=> 他们确实有一个共同点：在其他人看来，他们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完全无用才会被归入底层社会——若他们消失，其他人会生活得更好。他们无疑是美丽风景线中的污渍，是丑陋又贪婪的杂草，他们对园林的和谐之美没有任何贡献，还偷走了其他植物的养分。如果他们消失，所有人都会获益。
=> 他们确实有一个共同点：在其他人看来，他们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完全无用才会被归入底层社会——若他们消失，其他人会生活得更好。他们无疑是美丽风景线中的污渍，是丑陋又贪婪的杂草，他们对园林的和谐之美没有任何贡献，还偷走了其他植物的养分。如果他们消失，所有人都会获益。
=> 已有的分类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吸收和驯化新的威胁，同时让散布的恐惧集中在一个目标上——这个目标因具象化而使人安心。
=> 这是底层阶级的无用性为社会提供的一种重要价值——这个社会中没有哪个行业或职业能够确信自己的长期有用性；这也是底层阶级的危险性为社会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这个社会被太多焦虑困扰，人们根本无法分辨究竟在恐惧什么，如何减缓这种恐惧。
专家或资本家总喜欢鼓吹某种有利于己的观点，而不愿意承担创造这样条件的成本，失信于民在所难免
=> 正如他的担心，去工业化似乎使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失业并无法再就业。这并不是因为失业的人自身的缺陷或道德上的瑕疵，纯粹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也不是因为工作伦理无法有效激励，而是因为社会没能按照工作伦理的规则来保障生活。
=> 正如他的担心，去工业化似乎使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失业并无法再就业。这并不是因为失业的人自身的缺陷或道德上的瑕疵，纯粹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也不是因为工作伦理无法有效激励，而是因为社会没能按照工作伦理的规则来保障生活。
=> 底层社会拒绝公认的价值观，只是因为他们觉得受到排斥。在和“大多数美国人”的双边关系中，底层阶级是主动行动的一方。他们的行为，也只有他们的行为，受到了批判性的审视，并被宣布为异常，而“大多数美国人”则理所当然地坐在审判席上审判底层阶级的行为。
=> 在一个选择自由的国度里，没有做应该做的事，通常被不假思索地解释为作出了其他选择——在这个场景下，是选择了“反社会行为”。堕入底层阶级是自由的一种体现
=> 永远不缺少机会，我们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但是，必须具备发现机会的能力，具备拥抱它们的能力：一些智慧、一些意愿和一些努力。穷人很明显缺少这三种能力。
在从前工作伦理是约束劳动力直面苦闷工作的枷锁，在后现代中存在工作伦理不过是既得利益者自我开脱高高挂起的说辞，社会本就从未按工作伦理对其奉行者有任何实质馈赠与嘉奖而是宣扬什么自我贡献精神，不能站在弱势一方为民说话的专家当真可以闭嘴了
=> 一开始，工作伦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它可以帮助急需劳动力的工厂迅速扩充人员。随着劳动力迅速变成提高生产力的障碍，工作伦理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这次是作为另一种有效手段：洗涤社会中正常人的双手和良知，帮他们从抛弃同胞致使同胞永久失业的罪责中摆脱出来。在对穷人的道德进行谴责的同时，对非穷人的道德实施赦免，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达到双手和良心的洁净。
=> 一开始，工作伦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它可以帮助急需劳动力的工厂迅速扩充人员。随着劳动力迅速变成提高生产力的障碍，工作伦理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这次是作为另一种有效手段：洗涤社会中正常人的双手和良知，帮他们从抛弃同胞致使同胞永久失业的罪责中摆脱出来。在对穷人的道德进行谴责的同时，对非穷人的道德实施赦免，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达到双手和良心的洁净。
好家伙，直接挑起内部的阶级矛盾是吧
=> 这个比喻简直无可挑剔。底层阶级在当今富裕社会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吸纳恐惧和焦虑，过去强大的外部敌人扮演了这个角色，但他们已不复存在。底层阶级是内部的敌人，注定要取代外部敌人，成为保持社会健康的关键药物，成为源于个体不安全感的社会紧张的安全阀。
=> 这个比喻简直无可挑剔。底层阶级在当今富裕社会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吸纳恐惧和焦虑，过去强大的外部敌人扮演了这个角色，但他们已不复存在。底层阶级是内部的敌人，注定要取代外部敌人，成为保持社会健康的关键药物，成为源于个体不安全感的社会紧张的安全阀。
=> 底层阶级冒犯了大多数人珍视的价值观，却又紧紧抓着它们，渴望像其他自力更生的人一样，获得消费生活的乐趣。换句话说，美国人对底层阶级真正的不满意在于，这些人的梦想，他们渴望的生活模式居然和自己如此相似
=> 一个社会如果对自己的生存方式缺乏自信，就会产生围城心态。攻击城墙的敌人是它自己“内部的恶魔”：被压抑的、环绕着它的恐惧渗透进它的日常生活，渗透进它的“常态”。为了长盛不衰，这些恐惧必须被逐渐挤出，被塑造为一个异端形象：成为一个有形的敌人，人们可以与之不断斗争，并有望征服它。
=> 这些人被告知，奢侈的消费是成功的标志，是赢得公众掌声和名誉的捷径。他们还了解到，拥有和消费某些商品，践行这种生活方式，是幸福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实现人类尊严的必要条件。
=> 如果消费是衡量成功人生的标准，衡量幸福的标准，甚至是衡量尊严的标准，那么人类欲望的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再多的购买和刺激的感觉，都不能唤回过去“达到标准”带来的满足感：现在根本就没有标准可言
玩游戏的人无论怎样都是输，而制订规则的人无论怎样都是赢，我们的焦虑与欲望是他人的收入与财富
=> 无能、懒惰的玩家必须被排除在游戏之外，他们是这场游戏的废弃品，只要不停止游戏，不停止吸纳参与者，这种废弃品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不停生产这种废弃品还有个重要原因：需要让仍在参与游戏的人看到作出其他选择的可怕后果（他们也被告知这是唯一的后果），这样他们就能够忍受，并愿意忍受这场游戏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艰辛压力。
=> 无能、懒惰的玩家必须被排除在游戏之外，他们是这场游戏的废弃品，只要不停止游戏，不停止吸纳参与者，这种废弃品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不停生产这种废弃品还有个重要原因：需要让仍在参与游戏的人看到作出其他选择的可怕后果（他们也被告知这是唯一的后果），这样他们就能够忍受，并愿意忍受这场游戏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艰辛压力。
=> 在一个由消费市场激活和运营的、彻底去监管和私有化的社会里，放缓这个进程的希望可以说微乎其微，更不用说停止或逆转这个进程。
=> 被政客们无所顾忌地用来恐吓日益壮大的底层社会”。美国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需要对底层阶级进行恐吓，以驱逐自己内心的恐惧
=> 穷人不再是消费者社会的弃儿，他们在全面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彻头彻尾地成为社会的公敌。依赖救济的人和毒贩、强盗、杀人犯之间，只有一条能够轻易跨越的纤细界线。依赖救济的人是犯罪集团天然的温床，让人们依赖救济生存无异于支持犯罪。
=> 道德的本质是为弱者、不幸的人、受苦难的人谋求福祉的责任冲动，给贫穷定罪可以消除和减弱这种冲动
=> 当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宣称，我们的穷人是幸福的，他们之中没有无知，也没有痛苦，我们的监狱里没有囚犯，街道上没有有乞丐，年长者免于贫困，没有苛捐杂税……当一个国家敢于这么说时，它的宪法和政府就是值得夸赞的。
=> 他们一旦失败，就会自然而然被认为是他们自己选择把自己排除在道德义务的边界之外。社会大众于是不再对他们的困境负有任何责任，也不会因为背弃了自己的道德义务而内疚。鉴于道德冲动的普遍性以及对人类苦难和屈辱的敏感性，这可以说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 所有的慈善盛宴都是为了间接强化（而非破坏）日常的规则。大规模慈善的景象使日常的镇静和道德的冷漠更容易忍受。最终，它们强化了在道德世界放逐穷人的信念。
=> 我们声称需要帮助的人的人性”。“贫穷=饥饿”，这则等式掩盖了贫穷的复杂性：“令人恐怖的生存和居住条件、疾病、文盲、敌视、支离破碎的家庭、衰弱的社会关系、没有未来、没有生产能力”。
=> 世界上的发达地区以事不关己的藩篱将自己包围起来，竖起一道全球的柏林墙，来自“外部”的信息都是战争、谋杀、毒品、抢劫、传染病、难民和饥荒，都是那些对我们造成威胁的东西
=> 一个人造的咎由自取的景像沉淀在公众意识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贫民街区”和“危险区域”的形象，一个夸张的黑帮，一个没有道德无法救赎的低等人的世界。把他们从自己酿造的苦果中拯救出来只能短暂有效，长期来看则注定失败，所有抛出的救命索必然纠缠在一起，形成死结。
=> 一说到我们（富人们）对世界上穷人的持续痛苦负有集体责任，经济计算就会占据上风，自由贸易规则、竞争力和生产力取代了道德准则。经济发言的时候，道德最好保持沉默。
=> 工作伦理是单向的。它阐述了那些在生存中挣扎的人的职责，却只字未提那些超越了维持生计、有着更高层次追求的人的职责。特别是，它否定了前者对后者的依赖，于是免除了后者对前者的责任
◆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 资本主导的现代化逻辑违背了人们的期望。资本主义初期，其动力来自征服并殖民“处女地”——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把商业活动和家庭经济分离，从而把非现代化的生活带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并将其变成资本的牧场。
=> 股东的短期回报极大地激励了这个信誓旦旦的表述掩盖的乱象”。于是，“有效可行的商业被破坏和弃置，有能力的员工被解雇而非获得奖励，只因为组织必须向市场证明它有能力改变”
=> 在目前的情况下，一种有效的方法是兼并，这种兼并有时是友好的，但大多数是恶意的，随之而来的就是“资产剥离”“精简”“外包”和大规模（自愿或不自愿的）裁员。
=> 通过大规模驱逐过剩人口，把本地产生的“社会问题”输出到远方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拥挤在城市里“过剩的人”成为不安定因素
=> 但总体来说，移民都是从世界上“较发达”（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向“不发达”（在现代化冲击下还未舍弃其传统的社会经济平衡）的地区流动。
=> 欧洲人走到哪里，死神就降临哪里
=> “本质上，正义站在殖民者和开拓者这边：否则这片伟大的大陆只能成为肮脏野蛮人的庇护所。”[7]罗卡将军（Roca）是阿根廷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征服沙漠”事件的指挥官，“征服沙漠”这个委婉的名字背后是对潘帕斯地区的印第安人的“种族清洗”。罗卡将军向他的同胞解释说，他们的自尊迫使他们“尽快以理性或武力的方式打倒这群野蛮人。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财富，阻止我们以法律、进步和自身安全的名义，占领共和国最富饶最肥沃的土地”[8]。
=> 技术的进步拓展了曾被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当然成本也不断增加），但也削弱了很多区域容纳人类居住和耕作的能力，经济进步使过去的谋生方式不再可行、不切实际，从而增加了休耕和废弃的荒地面积。
=> 制造“人类废弃物”，或者更正确地表述为，制造无用的人（“过剩”“不必要”“编外”“冗余”的人口，即那些不能被留下、也不被接纳的人口），是现代化过程不可避免也难以处理的结果，与现代化如影相随。这是秩序建立（每种秩序都会丢弃现存人口中“不协调”“不合适”或“不受欢迎”的部分）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可能不破坏和废弃之前行之有效的谋生方式，也必须剥夺一些从业者的生计）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 当商品化、商业化和货币化进程渗透进人类的每个缝隙，本地产生问题的全球化解决方案也就不再可行，或者说本地过剩人口的全球出口方案不再能够实施
=> 地球的这种饱和，本质上意味着过剩人口处理面临严重危机。在过剩人口的产生有增无减，不断上升到新高度的同时，地球上的垃圾场和垃圾回收的工具却急剧短缺
=> 全球人口过剩的警报（没有足够的就业，也没有足够的福利保障）已经拉响。于是，“移民”和“难民”成了当代政治议程新的核心，模糊又无所不在的“安全担忧”在新兴的全球战略和权力斗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远方的人遭受苦难直接或间接的源头，或许正是我们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但由于距离遥远，它们并不会引起道德上的共鸣，也不会像身边所见的苦难那样能够引发强烈的行动意愿
=> 我们的相互依赖是全球性的，而道德义务，始终局限于本地
=> 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全球经济。在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试图阻止其工人贫困化的努力只能导致他们丧失工作机会。”[9]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所有人而鸣
=> 我们应该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认识到不公平：我们这些坐在桌子后面敲打键盘的人的工资，是那些打扫厕所弄脏双手的人的10倍，是那些在第三世界国家制造键盘的工人的100倍。我们应当让他们看到问题的所在：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财富是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100倍
=> 计算机只是号称要创造平等世界的众多商品的一个代表，事实上，这些商品确实取悦于消费者，但根本无法拯救其生产者于苦难。“耐克运动鞋的轨迹可以追溯到越南的血汗工厂，芭比娃娃的衣服可以追溯到苏门答腊的童工，星巴克的拿铁咖啡可以追溯到危地马拉被烈日炙烤的咖啡园，壳牌石油则可以追溯到尼日尔三角洲被污染的贫困村庄。
=> 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和被永远废弃的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不再清晰可辨。现在，“过剩”不再是一部分人的问题，所有人都将面对这种可能性，人们的社会地位将不断在两级之间摇摆
=> 这是“现代性后来者”被迫实施的“本地解决方案”之一。成千上万的人被赶出家门，死于杀戮，或被迫逃出国境。
=> 过去那些致力于争取减少国家干预，以解放资本及其对于劳动力的使用，并取得显著成功的人，今天却在拼命要求增加国家干预，以遏制放松就业管制和落后区域社会保护恶化造成的恶
=> 如果这种开除或跌落被认为是暂时的，是短暂的回收再造阶段（一个“康复期”，以回归到生产工作中去）的开始，那么这种社会保障对政治谱系的两翼来说都是具有显著意义的。然而，一旦这种回收再造的前景变得遥不可及，用于重塑的设施也越来越无法容纳那些堕落的、永远无法重生的人，这种社会保障很快就失去了“不只是左右”的支持
=> 社会国家正在逐步地，不可逆转地变成亨利·A.吉鲁（Henry A. Giroux）所说的“卫戍型国家”（garrison state）[13]。他将其描述为一个越来越多地保护全球跨国企业利益的国家，“同时在国内加强了压制和军事化程度”。如今，社会问题越来越趋向于犯罪化
简单赋个红码
=> 所有系统都要执行的“模式维持”（pattern-maintenance）和“紧张关系管理”（tension-management）任务，目前可以完全归结为通过物理区域来隔离这些“无用之人”，并将其排除在其他正常人所处的法律框架之外，以“化解”和“中和”这个问题。既然“无用之人”已经不能被放逐到遥远的垃圾处理场，也不能被放置在“正常生活”的边界之外，那就需要用密闭的容器将其封存起来。
=> 所有系统都要执行的“模式维持”（pattern-maintenance）和“紧张关系管理”（tension-management）任务，目前可以完全归结为通过物理区域来隔离这些“无用之人”，并将其排除在其他正常人所处的法律框架之外，以“化解”和“中和”这个问题。既然“无用之人”已经不能被放逐到遥远的垃圾处理场，也不能被放置在“正常生活”的边界之外，那就需要用密闭的容器将其封存起来。
=> 监狱是把穷人和失业者（更准确地说，无法就业的人）从“社会问题”范畴转移到法律秩序范畴的过程中采用的手段，是消除他们对于整个社会潜在的破坏性影响的投资。所有这些手段，如不断扩展的城市贫民窟、了无生气的难民营，都涉及由安保人员提供的空间隔离服务。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福利人员已经被他们完全取代。
=> 保护自己的公民，保护他们不被裁员、不被排斥、不被拒绝，帮助他们对抗命运的冲击——不因个人不足或不幸而沦为“过剩人口”。简而言之，承诺公民生活的确定性和安全性，对抗混乱和偶然性。如果有人不幸跌倒，身边的人会拉住他们的手，帮助他们再次站起来。
=> 个人身心安全和私人财产无时不处于威胁之中的心态，是可以积极培养的。威胁必须被渲染上最邪恶的色彩，这样一来，无形的不可预测的威胁，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事件展现在惊慌失措的公众面前，当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认识到国家机关应对这些威胁的卓越能力、警惕性和良好意愿
=> 附带伤害”（collateral damage）是一个新生词，专门用来指代世界新边域环境中的过剩人口。这种新边域环境被无法抑制的猛烈全球化力量制造出来。
◆ 第六章 新穷人的前景
=> 渴望把人类世界变成一个无机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完美运行，按部就班，服从于一个超越个体的系统。然而，向往秩序就是向往死亡，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不断破坏秩序的过程。或者换句话说：对秩序的渴望是一种堂皇的托辞，是强烈厌世的借口。
=> 规范是秩序模式在人类行为上的投影。规范告诉人们，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中，有秩序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可以说，它把秩序的思想翻译为人类的行为选择
=> 秩序的设立和推广意味着实施驱逐——把一种特殊的管理制度加诸将被驱逐的人，使他们屈服于这种制度，从而驱逐他们。另一方面，规范（任何规范，工作伦理的规范只是其中之一）则间接地发挥着作用，使得驱逐看上去更像是自我边缘化。
=> 就秩序而言，被流放、被驱逐的是那些“违反秩序”的人；就规范而言，则是那些“不符合规范”的人。无论哪种情况，责任主要都在于被驱逐者，秩序和规范都预置了责任，先验地决定了“罪”与“罚”
现代化经济不停地制造出新穷人，而现代化的主人们也自发地将他们打上懒惰的烙印并心安理得将他们驱逐，只因他们同样期望与我们拥有同样有尊严的生活。市场的自由化，阶层的固化，少数人支配着大多数的资源，时至今日人类还是需要共产主义，一个真正地让弱势群体也可以操控自己命运的体制
=> 被驱逐的人可能根本无力对抗自己不幸的命运，更遑论控制。有些人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出身“违背了秩序”。他们因为自己无法决定的一些特质而被驱逐，他们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像他们这样的人”不符合其他人的秩序观。另一些人或许也不是因为缺乏意愿而“达不到规范”，而是因为缺乏某些必要的资源——其他人有而他们没有的资源。这些资源供不应求，不可能所有人都充分拥有。
=> 被驱逐的人可能根本无力对抗自己不幸的命运，更遑论控制。有些人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出身“违背了秩序”。他们因为自己无法决定的一些特质而被驱逐，他们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像他们这样的人”不符合其他人的秩序观。另一些人或许也不是因为缺乏意愿而“达不到规范”，而是因为缺乏某些必要的资源——其他人有而他们没有的资源。这些资源供不应求，不可能所有人都充分拥有。
=> 剥夺那些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自己力量的人的力量，千方百计使他们屈从于他们逃避、反抗的“超越个人的制度”。
=> 每一个已知的社会都对穷人持一种特有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是恐惧和反感，另一方面是怜悯和同情。这两种成分都不可或缺。前者允许在需要秩序维护的时候对穷人进行严厉的处理；后者强调了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的悲惨命运，由此让正常生活的人在遵守社会规范时遭遇的所有艰辛都变得微不足道。
=> 穷人的存在是上帝的礼物：一个实践自我牺牲、施行善举、忏悔罪孽、获得救赎的机会。可以说，一个依靠来世寻求尘世生活的意义的社会，如果没有穷人的存在，就需要另外寻找一种救赎的手段。
=> 褪去宗教光环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可以仅仅因为存在而享有权利，所有事物都必须展示出合法、合理的证据证明自己可以享有权利。
=> 他们对稳定的工资不感兴趣，一旦有了足以度日的面包，就不愿意继续忍受长时间的苦役。这确实是一个恶性循环：穷人反抗他们遭受的苦难导致叛乱和革命，穷人妥协于他们悲惨的命运遏制和阻碍工业企业的进步。[4]强迫穷人在工厂长期劳作似乎是解决这种循环的一种有效方法。
=> 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工作伦理是一剂良药，甚至不可或缺，可以一石三鸟地解决贫困、劳动力不足和革命的威胁，能够成为撒在苦涩糕点表面的糖霜。把枯燥无味的工作提升到崇高的道德责任，或许能够让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甘之如饴，同时也迎合了那些提供工作的人的道德良知
=> 约翰·洛克（John Locke）制定了一个全面的方案以消除穷人与生俱来的“放纵”和“懒惰”：把穷人的孩子关在贫民学校里培训他们从事正规的工作，把他们的父母关在工棚里严加管教，用微薄的收入、强迫劳动和体罚约束他们。另一方面，哀叹穷人“悲惨、可怜、不幸、软弱、无用”的约瑟亚·柴尔德（Josiah Child），也认为“让穷人工作”是“人对上帝和自然的责任”
口头说的：工人要为厂里想，少谈薪资多谈贡献
心里想的：xx懒狗，工资不低到吃不饱饭能行吗？
=> 人们普遍认为，穷人往往安于现状，不会为了更多利益而拼命工作，所以他们的工资必须保持在满足生存的最低水平。这样一来，即使有了工作，穷人也只能勉强糊口，就会为了生存而保持忙碌
=> 人们普遍认为，穷人往往安于现状，不会为了更多利益而拼命工作，所以他们的工资必须保持在满足生存的最低水平。这样一来，即使有了工作，穷人也只能勉强糊口，就会为了生存而保持忙碌
=> 任何形式的经济诱导都达不到目的，要对付善变又愚蠢的穷人，赤裸裸的强制最为有效。他建议建造500间房屋，每间房屋容纳2 000个“累赘的穷人”，由专人全权负责，不间断地监视
=> 尽管存在大量的反面证据，人们还是顽固地认为废除普遍的以工代赈是造成贫困的首要原因，解决贫困问题应当着力于引导失业者重返劳动力市场。若用通俗的话来表述公共政策，那就是：只有作为商品的劳动才能换取同样商品化的生活资料。
=> 今天的穷人保留着工业化时代初期赋予他们的职能——后备的劳动力。这种定位使人们对那些“未服役者”的操守产生了怀疑，并为他们明确指出“归队”（从而恢复因逃避服役而破坏的秩序）的途径。然而，问题在于，曾经用于把握和阐述工业时代初期现实的哲学，已经迷失在工业时代末期的现实之中。这种哲学曾致力于建立新秩序，却慢慢地变成了烟幕，掩盖了穷人前所未有的新困境。把穷人塑造成后备劳动力的工作伦理，在诞生时是一种启示，在死后却变成了一种掩饰。
=> 后现代的消费者社会无需把大部分社会成员卷入工业劳动就能够茁壮成长。实际上，穷人不再是后备劳动力，工作伦理的呼吁越来越虚无缥缈，与当今的现实脱节。
=> 今天的穷人是“不消费的人”，而非“失业者”。他们首先被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没有履行最重要的社会责任——积极有效地购买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 由此，福利国家的全面衰退也就不足为奇。只有极少数国家的福利体系还完好无损，或者说去福利国家的进程较为缓慢。
=> 要么是欧洲式高速上升的失业率，要么是美国式快速下降的底层阶级收入，但这两者并没有多大区别。
=> 过去的20年里，美国收入最低20%家庭的总收入下降了21%，而收入最高20%家庭的总收入则上升了22%。[5]劫贫济富的收入再分配以不可阻挡的速度进行着。
=> 如果穷人试图捍卫福利体系的残存，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没有谈判的筹码，无法传达自己的声音，更不可能给对手造成威胁。他们尤其没有任何能力来打动社会上的普通公民，大众受到了政客的蛊惑，他们被劝说不要因为内心的冲动投票，而要根据自己的利益投票
=> 穷人似乎并不关心自己的困境，即使他们关心，也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表明他们的愤怒和付诸行动的决心。
=> 临时雇用制深刻影响了饱受其苦的人，通过把人们的未来变得更不确定，它制止了所有的理性预期，尤其熄灭了人们对未来的基本信念和希望。然而人们需要这种信念和希望来反抗（特别是集体反抗）目前这个最无可容忍的现状。
=>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些“被驱逐者”没有要求，也没有计划，不重视自己的权利，也不履行自己作为人、作为公民的义务。既然他们在别人眼里如同不存在，逐渐地，他们在自己眼里也不复存在。
=> 把剥夺的故事改写为自甘堕落的故事。穷人可以作为“嫌疑惯犯”，一旦日常秩序中出现问题，他们就成为公众追捕的对象。穷人被描绘为懒散、罪恶、缺乏道德标准的人。媒体与警方欣然合作，向追求耸人听闻的公众展示犯罪、毒品、滥交等“犯罪分子”的丑陋画面，而穷街陋巷正是他们的栖身之所。于是，贫困问题首先是（也许仅仅是）法律和秩序问题，人们应该以应对其他违法行为的方法来对待贫困问题。
=> 纳粹的暴行并非因为喜欢暴行，而是因为责任；并非为了施虐，而是为了美德；并非基于快感，而是基于方法；并非肆无忌惮、释放野性的冲动，而是以优秀的价值观为名，以专业的能力持之以恒地完成面前的任务
=> 一旦道德共同体的消亡与解决棘手问题的先进技术相结合，“你的生存机会几乎为零”[10]。解决麻烦的理性方案，辅之以道德上的冷漠，造就一件爆炸性混合物。很多人会死于这场爆炸，而最醒目的牺牲品是躲过这场劫难的幸存者的人性。
=> 幸运的是，人类的历史上到处都是未能成为现实的不祥预言。但是，因为缺少警告或对警告不以为然，历史中也发生了很多最令人发指的罪行。现在和过去一样，选择权在我们手中。
=> 西方世界的危机“恰恰在于不再质疑自己”[11]。然而，“质疑自己”正是西方世界追求令人惊讶的、史无前例的自我完善的最深层秘密，也是西方世界成功追求最雄心勃勃目标的最深层秘密。
独立思考从质疑开始
=> 一切都以有效性优先，但对谁有效？基于什么？目的是什么？经济增长是实现了，但这是什么的增长？为谁而增长？付出了什么代价？达到了什么目的？”
=> 一切都以有效性优先，但对谁有效？基于什么？目的是什么？经济增长是实现了，但这是什么的增长？为谁而增长？付出了什么代价？达到了什么目的？”
=> 个人收入权利和实际收入能力脱钩”[13]的构想。这是可以实现的，只需要改变一个视角，即从工作伦理决定的以雇佣劳动为中心，转变为人的地位和尊严决定的以基本权利、基本保障为中心。通过以税收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且废除经济审查和工作意愿评估的原则，通过逐步以需求原则取代等价原则，通过个人作为权利基础的原则，这种构想就能够切实推进
=> 当所有依靠选举的政治力量都在奔向相反的方向，把疾病的症状看作康复的迹象，把疾病的原因看作良药，这些建议不可能引起任何关注
=> 工作和劳动力市场的去耦。梅丽莎·本恩（Melissa Benn）最近指出：“当男性政治家谈论工作时，他们所指的总是有偿工作。”[14]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不论男性，还是女性政治家，他们在谈论工作时想到的都是“有偿工作”
=> 这种无人质疑的歧视和工作伦理同流合污，认为劳动力市场之外不以交易为目的的劳动，都意味着失业，等同于没有工作
=> 为了把工作从以市场为中心的计算和限制中解放出来，就必须以工艺伦理（ethics of workmanship）取代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工作伦理。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早就指明，“工艺本能”（instinct of workmanship）有别于工作伦理这个现代发明，是人类的自然倾向。人是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如果认为标价牌是区分工作与非工作、努力与懒惰的标准，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贬低；如果认为没有收益，人们宁愿闲着，让自己的技能和想象力腐烂生锈，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肢解。工艺伦理将恢复人类本能的尊严，恢复社会公认的意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且根深蒂固的工作伦理却否认了这种尊严和意义。
=> 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工作与劳动力市场脱钩
=> 我们的时代并未阻止乌托邦的脚步，反而为其回归做好了准备。我们越是复述政治没有梦想的空间，就越是渴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 我们将不得不放弃目前生活模式中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假设（由于缺少反思，它们显得更加神圣）。例如，效率是一件好事，无论它目的何在，也无论它是否会带来痛苦的副作用。再例如，凡是“经济增长”的东西，即统计意义上“今天比昨天多，明天比今天多”的东西，就是好的，而无视其增长过程中对人类生存环境和自然（全人类共享的生存环境）造成的损害。
=> 我们只能再次引用科尼利厄斯的话来回答。当一个采访者问他：“那么，你想要什么？改变人类吗？”，卡斯托利亚蒂斯回答说：“不，没有那么夸张：我希望人类改变，正像他们已经改变过两三次那样。
=> 群体自愿的返璞归真，正成为群体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替代